信念第十九（2）

    鲁迅去世前说：“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

    蒙文通年青时曾请教何拔儒：“先生，主流历史学派不理解你，你如何想？”何拔儒淡然笑说：“历史不是一次就写定的，谁写在最后，谁写得最好。”何讲了自己在留学期间听到的许多故事：发现集合论的康托尔，发现非欧几何的罗巴切夫斯基，发现群论的伽罗华，都是世界级的大数学家；康托尔，罗巴切夫斯基很年轻就获得了教授头衔，但是他们产生了新创见后，不被自己的老师、朋友、亲人、同事所理解，并备受打击，被逼疯，被逼死或被逼去参加决斗。这种现象也许长期难以改变，因此他愿意埋名乡里，多做些具体事，以等待明天。

    皖南事变后，叶挺被捕。他在狱中以“六面碰壁居士”写诗说：“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一个声音高叫着：——爬出来吧，给你自由！我渴望自由，但也深知道，人的躯体怎能从狗洞里爬出！我只能期待着，哪一天地下的火冲腾，把这活棺材和我一齐烧掉，我应该在烈火和热血中得到永生。”

    1949年春，解放军越过长江，上海被接管迫在眉睫，很多知识分子考虑离开大陆去台湾。林同济的父亲认为孩子有太多“不良”记录：“以你这样的思想，和相处你是会遭殃的。”他劝儿子尽快去台湾，林同济脱口而出的话是：“中国若亡了，吾与汝偕亡。”

    20世纪50年代初，陈寅恪对自己的学生汪篯说：“你要把我的意见不多也不少地带到科学院。碑文你要带去给郭沫若看。郭沫若在日本曾看到我的王国维诗。碑是否还在，我不清常如果做得不好，可以打掉，请郭沫若来做，也许更好。郭沫若是甲骨文专家，是‘四堂’之一，也许更懂王国维的学说。那么我就做韩愈，郭沫若就是段文昌。如果有人再作诗，他就做李商隐也很好。我的碑文已经传出去，也不会湮没。”

    陈寅恪认为，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一切都是小事，唯此是大事。他还说：“中国自今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华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后渐衰微，终必复振。”

    殷海光说：“生长在这样一个时代，像我这样的一个知识分子，可以说极有价值，也可以说极无价值。就纯粹的学术来说，我自问相当低能，丝毫没有贡献可言。就思想努力的进程而论，我则超过胡适至少一百年，超过唐（君毅）牟（宗三）至少三百年，超过钱穆至少五百年。个中的进程，我自己知道得很清常这些知识分子在种种幌子之下努力倒退，只有我还在前进不已。”

    雷震在狱中没有低头屈膝。在写给儿女的信中，雷震说：“我是缔造中国历史的人，我自信方向对而工作努力，历史当会给我作证明。”

    熊十力在无限孤独的暮年哀叹：“人生七十，孑然一老，小楼面壁，忽逢十祀。绝无向学之青年，后顾茫茫……”即令如此，这位中国现代新儒家最富原创性的奠基人，仍然寄望于未来：“吾国人今日所急需者，思想独立，学术独立，精神独立……游乎广天博地之间，将为世界文化开出新生命。”

    金庸当年在香港办《明报》，执笔写社评，预测中国大陆的政局（特别是在“文革”时期），每每中的。有人问他奥秘何在，他轻松回答，“我读《资治通鉴》几十年，一面看，一面研究”，“《资治通鉴》令我了解中国的历史规律，差不多所有中国人也按这个规律的”。

    1980年11月，林同济在伯克利大学演讲《对中国人心灵的寻求》。他对观众如此致意——“容我这样说吧：中国人认为，一旦你自己和宇宙挂联起来，你就变成某种神圣的事物。你对宇宙作出了终极忠诚的承诺，你和上帝而不是和牧师聚合了，这就是中国之道。”

    成舍我16岁时立下志愿，“办一份真正独立的报纸”。他从事新闻业80年，坚信“新闻是第四种权力，是监督政府的力量”。

    由于身患重病，苇岸在医生和亲友的反复劝说下，被迫像吃药一样地开了荤，一度中断了坚持一辈子的素食。为此，他在临终前深表愧悔，让妹妹记下他最后的遗言：“我平生最大的愧悔是在我患病、重病期间没有把素食主义这个信念坚持到底（就这一点，过去也曾有人对我保持怀疑），在医生、亲友的劝说及我个人的妥协下，我没能将素食主义贯彻到底，我觉得这是我个人在信念上的一种堕落，保命大于了信念本身。”</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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