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言第十四（2）

    陈寅恪说：“我侪虽事学问，而决不可倚学问以谋生，道德尤不济饥寒。要当于学问道德之外，另谋求生之地，经商最妙。”

    夏承焘评论陈寅恪时说：“著书有三种：最上，令读者得益；其次，令此学本身有发现；其三，但令读者佩服作者之博学精心。陈君之书，在二三之间。”

    1931年，梅贻琦在清华大学的就职演说中说：“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孟子说：‘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我现在可以仿照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冯友兰说：英美及西欧等国人之所以是“智”、“富”、“强”者，并不因为他们是英美等国人，而是因为他们是城里人；中国人之所以是“愚”、“贫”、“弱”者，并不是因为他们是中国人，而是因为中国人是乡下人。

    郁达夫谈鲁迅之死：“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

    张荫麟说：“写中国通史永远是一种冒险。”他认为，“一切超于个人心智以外之前定的历史目的与计划皆是虚妄”；“历史之探索，乃根据过去人类活动在现今之遗迹，以重构过去人类活动之真相。无证据之历史观直是谵呓而已”。

    1937年，傅雷为翻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写下献词：“真正的光明决不是永没有黑暗的时间，只是永不被黑暗所掩蔽罢了。真正的英雄决不是永没有卑下的情操，只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罢了。”“所以，在你要战胜外来的敌人之前，首先要战胜你内在的敌人；你不必害怕沉沦堕落，只消你能不断地自拔与更新。”

    张自忠给冯治安留下临阵遗嘱说:“无论做好做坏，一定求良心得到安慰，以后公私均得请我弟负责。由现在起，以后或暂别，或永离，不得而知。”

    抗战时期，钱穆在西南联大撰写《国史大纲》。他特地提出应把“我国家民族、已往文化演进之真相，明白示人，为一般有志认识中国已往政治社会文化思想种种演变者所必要之知识”，作为修撰新通史的必备条件；并昭示国人树立一种信念，任何一国之国民，“对其本国以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以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

    闻一多说：“秩序不在我的能力以内。”

    抗战时期，蒋介石曾向侍从室的唐纵说：“在现今之世，不善英文，不能立足。”

    二战末期，罗斯福总统提出了著名的四大自由。晏阳初补充了一条，就是人民要有“免于愚昧无知的自由”。

    胡适说：傅斯年是“人间一个最难得最稀有的天才”。这不仅表现在他的治学方面，更表现在其做人做事上。作为学生和朋友，傅斯年对胡适也有这样的忠告：“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

    罗振玉挽自己说：毕世寝馈书丛，得观洹水遗文，西陲坠简，鸿都石刻，柱下秘藏，抱残守缺差不幸；半生沉沦桑海，溯自辛亥乘桴，乙丑扈跸，壬申于役，丁丑乞身，补天浴日竟何成。

    晏阳初说：“富有的人民和富有的国家必须认识到，只有当贫穷的人民和贫穷的国家满足了，你们才是安全的。你把这叫做明智的自身利益也可以。”

    贺麟说：“如果把民族复兴理解为单纯的经济振兴，则不唯忽略事实，也不明复兴的要旨，事实上，任何民族复兴的关键还是主体精神价值的张扬。”

    卢作孚自杀前，留下一纸遗书，只有两行字：“把家具还给民生公司，好好跟孩子们过。”

    顾颉刚说：“让我盲目崇拜一个人就像让我训斥一个仆人一样困难。”

    雷海宗说：“中国知识分子一言不发的本领在全世界的历史上，可以考第一名。”

    吴浊流说，我们的青年，相反地视固有文化等如垃圾，不值一文，放弃而不读，其结果产生无根的思想，像浮萍一样，风一来就摇动，可左可右可前可后，这样现象从哪一角落来看，都是同样的，因为他们没有根，就不能根生大地，也不能根深蒂固发育起来。

    张伯苓先生曾言：“我不给孩子留财产，我给他们留德。”有人说，举目四望，当世已无教右。

    冯友兰曾说，我们现在所处的世界，在表面看起来，似乎很不注重哲学，但在骨子里，我们这个世界是极重视哲学的。走遍世界，在大多数国家里，都有他所提倡及禁止的哲学。在这一点我们可见现在的人是如何感觉到哲学的力量，每一种政治社会制度，都需要一种理论上的根据，必须有了理论上的根据，那一种政治社会组织，才能“名正言顺”……世界上有许多的国家，都立一种哲学，以为道统，以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词。

    梁思成说：“我们有传统习惯和趣味：家庭组织、生活程度、工作休息，以及烹饪、缝纫、室内的书画陈设、室外的庭院花木，都不与西人相同。这一切表现的总表现曾是我们的建郑”

    吴清源说：“围棋本身不是一个武的东西，而是文的，是文化。围棋跟政治没有关系。”

    黄仁宇以“大历史观”名闻海内外，他以为中国落后是因为不能“在数字上管理”：“数字管理也可称为经营上的管理。在一些社会中，许多事情不能通过金钱、金融的方式来管理，彼此的关系不能以金钱、资金等数字化概念来描述，这就是不能用数字管理的社会，如中国明末的农业社会。印度农村社会也是如此，不依金钱交易关系，而按照种姓制度，以种姓分工来管理。现今世界上不少地区，将社会习俗与宗教融为一体，实行宗教式的管理，如印度教流行的印度社会，回教的中东和北非社会等，也都属于不能实行数字管理的社会。欲实行数字上的管理必须废除特权、社会隔绝情况。”

    张中晓说：“在黑暗之中，要使自己有利于黑暗，唯一的办法是使自己发光。”

    殷海光说：“自古至今，容忍的总是老百姓，被容忍的总是统治者。”

    周作人在最后改定的遗嘱中说：“余一生文字无足称道，唯暮年所译希腊对话是50年来的心愿，识者自当知之。”并在遗嘱前说：“以前曾作遗嘱数次，今日重作一通，殆是定本矣。”`

    聂绀驽有诗：“文章信口雌黄易，思想锥心坦白难。”

    殷海光在病中遗言里说：“我现在才发现，我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希望能再活15年，为中国文化尽力。”

    顾准说：“当人们以烈士的名义，把革命的理想主义卒危守的反动的主义的时候，我坚决走上彻底经验主义、多元主义的立场，要为反对主义而奋斗到底！”

    余英时说：“‘五四’乃是一个早熟的文化运动，先天不足而且后天失调。”

    杨振宁说：“我一生最重要的成就是帮助克服了中国人觉得自己不如人的心理。”

    北岛说：“在没有英雄的时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

    穆旦诗：这才知道我全部的努力，不过完成了普通的生活。

    沈从文临终前，家人问他还有什么要说，他回答道：“我对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好说的。”

    路遥常说：“靠写小说挣稿费赚钱，就和靠卖血赚钱一样。”

    陈映真说：“左派的退潮不是我一个人的遭遇，而是全世界的情况……我始终认为，只要资本主义的内部矛盾没有解决，只要资本主义不是人类最后的答案，人类就留下了对于社会主义选择的可能性。”

    汪曾祺说：“人总要把自己生命的精华都调动起来，倾力一搏，像干将、莫邪一样，把自己炼进自己的剑里，这，才叫活着。”

    王小波说：“对一位知识分子来说，成为思维的精英，比成为道德精英更为重要。”

    钱钟书曾对李慎之说：“西方的大经大典，我算是都读过了。”他的名言是：“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

    李泽厚给宗白华的《美学散步》写序，开首句为：“82岁高龄的宗白华老先生的美学结集由我来作序，实在是惶恐之至：藐予小子，何敢赞一言？”

    冯友兰临终前，说了最后一句关于哲学的话：中国哲学将来一定会大放光彩，要注意《周易》哲学。

    苇岸在《大地上的事情》序言中说：“在这个世界上，我觉得真正的作家或艺术家，应是通过其作品，有助于世人走向尧舜或回到童年的人。”</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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