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志第九（4）

    塞克孤僻怪异，而做事认真。他首次登台，在《父归》中饰演主角，而观众尘校学生外，只有一个厨子买票入场，大家都说只有一个观众，停演算了，塞克说：“演，就是为这一个观众演。”演出竟一举成功，厨师拿着泪水浸湿的手帕离开剧场，完全被感动了。

    1936年国民党五中全会期间，汪精卫受暗杀。刺客为王云樵弟子，幸而身中三枪无大碍。陈璧君在听说后赶到现场，汪受了重伤，满脸是血，跟陈璧君说：我完了，我完了！陈骂汪精卫说：你刚强点好不好，你硬一点好不好，干革命的，还不早晚就有这一手，早晚会有这个结果！

    史沫特莱问杨虎城：“您认为中国有强大实力抗击日本吗？”杨说：“谁能从理论上解答这个问题？我认为中国的力量不在飞机和坦克，日本拥有更多的飞机和坦克。我们的力量就在于我们懂得我们必须抗日。这不是单纯的物质力量问题，它需要我们面对现实，有坚强意志，只要我们有坚定的意志，我们就有力量抗战。”

    卢作孚聪明绝顶。抗战期间，因为要跟美国商人打交道，他跟晏阳初的妻子雅丽读英文，晚上有空时读一点。半年之后，卢就能看英文报纸了。武汉失守后，大量后撤入川的人员物资滞留宜昌，卢作孚亲自指挥民生公司船只，在日本飞机狂轰滥炸下，经过40多天奋战，终于将全部人员的物资设备抢运进川，该壮举被称为“中国实业界的敦刻尔克”。

    王芸生等人所办《大公报》的社训为“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王芸生认为，新闻记者要敢于说真话，不怕杀头。他曾对年轻人说：“抓到刑场，揪住小辫儿，钢刀一举，咔嚓一声的时候，小子，你要一声不吭，咬紧牙关顶得住，才算得一条好汉，一个好记者。”

    成舍我办报多经磨难，军阀、党国领袖、上海滩流氓等都刁难过他，甚至置他于死地，他经历了一个时代报人的“不幸”和“幸”。张宗昌杀人不眨眼，没垢年，成舍我在中山公园，常见张闷坐来今雨轩，搔首无聊，屡想跟他攀谈，他只是报以微笑。成舍我得罪汪精卫时，朋友劝他妥协，他拒绝了。“日寇投降，我到南京，最近一个月以前，当我在南京挂出了《民生报》招牌的那一天，我从中山陵回来，经过所谓梅花山‘汪墓’，只见许多人在他墓前排队撒尿。”

    抗战胜利后，殷海光在南京《中央日报》社任主笔，与在“中央图书馆”任职的傅乐成交往甚笃。当时“异常怠惰”（傅自语）的傅乐成结识了一位漂亮姑娘，对双尽爱慕之能事，却难撷芳心。有一天，殷海光在傅的宿舍里聊天，正好这位姑娘也在场。殷口若悬河，姑娘在一旁听得出神。殷海光走后，姑娘对傅乐成说：“假如你有殷先生那样好的学问，我一定嫁给你！”傅乐成受不了这番“刺激”，决心翻译一部英文的西洋史以示自己的进取之心。若干年后，从美国耶鲁学成归来的傅乐成写出扛鼎之作《中国通史》，成了一位“不可忽视史学家”。

    段锡朋律己甚严，近于苦行主义，临终时说：“我已经算好的了，我还没有欠人钱。”

    抗美援朝时期，常香玉总希望自己能为国家作点贡献。有一天，她跟陈宪章说：“咱们为国家捐架飞机，你看中不中。”陈问她：“你知道大炮多少钱？坦克多少钱吗？飞机，这可不是常人能捐的呀!”陈宪章为此改编了一部戏《花木兰》，常香玉在全国跑了两年，义演筹到人民币15亿元，捐献了一架名为“香玉剧社号”的米格15战斗机。

    陈果夫临死前，总结一生，认为自己主要做到了以下几点：住繁华都市多年，未曾入妓院、舞场、赌场之类，为无聊之消遣；管钱终始不将钱作为私有，或为金钱所管，反之，愈不爱钱；读书未曾为书本所囿，或自以为知足；管人事不捉弄人，不私于人，更不自用私人；做官未曾作威作福，营私或运用政客，作固位之想及幸进之图，始终保持平民本色；接近商业工作，自己做到不做生意，不与人谈私利；办党务不作植党之想，办教育亦然；生病能摆脱烦恼，始终抱乐观与进取之心。

    于右任有“草圣”之称，他说：“余中年学草，每日仅记一字（每日一个字写无数次），两三年间，可以执笔。此非妄言，实含至理；有志竟成，功在不舍，后之学人，当更易易……”

    雷锋做了好事从来不对人讲。有次他抱病在工地运砖，人们再三向他表示感谢时，他却说：“这是我应该干的。”在沈阳车站给一位山东大嫂买了车票，她问雷锋在哪个部队，叫什么名字时，雷锋说：“叫解放军，住在中国。”雷锋写了《雷锋日记》，他的事迹由此传开。

    20世纪60年代初，中央最高决策层决心不惜一切代价发展核武器，苏联嘲笑中国无能：中国人民连裤子都不够穿，竟妄想制造核武器。为此，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在北京对日本记者团发表了著名的“核裤论”，回击了苏联的嘲弄，并郑重声明，不管中国有多穷，“我当了裤子也要造核子！”

    “文革”中，冯友兰被造反派拉到高台上“批斗”。群情激昂，冯在心中默念：“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路遥写作刻苦。为写一个中篇，他曾连续伏案七天七夜，最后晕倒在厕所里。他常常通宵工作，直到第二天早晨6点才上床休息，中午12点起床后又开始工作。他有文章《早晨从十二点开始》，记自己的创作甘苦，他对人说：“我很累，累得要命。”“搞创作这是傻瓜干的事，精明人是不会干这种事的。”

    黄灿然曾访问哈金的写作状态，哈称自己是“孤零零地写作”，他说：“用英语写作，我得面对我提到的大师。这是一个伟大的传统，要求你有条不紊地工作，我想通过英语写作，使自己与大陆的文学机器分隔开来。换句话说，我获得一种自由，至于取悦大师们，我写作，一直就是为了取悦他们。”</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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