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风第八（4）

    1919年春，在巴黎和会上，中国从德国手中收回青岛的要求遭到拒绝，“二十一条”不但没有取消，竟将德国在山东的权利转让给日本。消息传来，激起了国人的无比愤怒，北京学生决定于5月7日举行示威游行，表示誓死抗争的民意。匡互生彻夜难眠，热血沸腾，与相知好友月下密谈，决计为国牺牲，写好遗书，将后事托嘱友人，说:“我死后，要家人知道。我为救国而生，为抗敌而死，虽死无怨。”

    1923年，年仅20岁的吴国桢转往普林斯顿大学攻读政治学博士学位。面试时，教务长看到面孔孩子气的吴国桢说：“年轻人，你还没有成熟。”才气横溢的吴回答说：“先生，依照年龄来判断一个人是否成熟，本身就是一种不成熟。”教务长听罢立即录取了吴国桢。

    1923年，京汉铁路大罢工。军阀抓住了工会主席林祥谦，逼令他下令复工，林拒绝。当刽子手砍断林的左臂，再度推时，林祥谦说：“头可断，工不可复！”

    鲁迅说，中国出产“猛人”。邵飘萍对当时的各地“猛人”多有评论，他点评了冯玉祥将军、孙岳将军、岳维峻将军，“保护京畿治安京畿警卫总司令兼京畿警察总监”鹿钟麟将军，“时势造英雄首先倒奉”之孙传芳，“通电外无所成自岳州赴汉口”之吴佩孚将军，“东北国民军之崛起倒戈击奉”之郭松龄，“一世之枭亲离众叛”之张作霖，“鲁民公敌”张宗昌，等等。他不但力数张作霖的罪状，而且鼓励张学良“父让子继”，使得只相信暴力的“马贼”张作霖慌了手脚，马上汇款30万元赠给邵飘萍，企图堵他的嘴。他收到后立即退回，并继续在报上揭露张作霖。他曾和家人说：“张作霖出30万元买我，这种钱我不要，枪毙我也不要！”他真的不幸而言中！

    居正为老同盟会员，曾在上海策动反蒋，被当时上海警备司令熊式辉出卖，把居正骗到司令部扣留，后押到南京。居的夫人见蒋介石，蒋要居正写悔过书才能考虑释放。居夫人对蒋介石说：“居有人格，你不配如此逼他。”

    1927年李大钊就义，报纸上发表消息有谓李在北平“就刑”。傅斯年反驳说，不是“就刑”，是“被害”。1932年陈独秀被捕，傅斯年为之辩诬，说陈独秀是“中国革命史上光焰万丈的大彗星”。

    1933年初，日军侵占山海关，北平吃紧。刘戡率部调到北上抗日，在古北口惨遭损失而悲愤自杀，因被手下及时抢夺了手枪，自杀未遂；后调北平担任城防。日本的一个宪兵连要来看中队新构筑的防御工事，刘戡坚决反对，并且表示如果日军一定要看，他就下命令对日本人开枪。为此他和参谋长符昭骞一道去见何应钦，何对刘说：“工事一定要构筑，日本军人要看就让他们看，绝对不许打。”刘说：“我决不让日本人看我们的工事，倘若他们一定要看，那我只有以死来拼。”何说：“你为什么不在古北口死，要到北平来死？”刘戡愤怒地拍桌子说：“我到北平来是奉你的命令来的，我并不是怕死，我坚决反对这种汉奸的做法！”

    瞿秋白刚被捕时没有暴露身份，他自称是一名医生，在狱中读书写字，连监狱长也求他开方看病。当时上海的鲁迅等人正在设法营救他。但是一个听过他讲课的叛徒终于认出了他。特务乘其不备突然大喊一声：“瞿秋白!”他木然无应。敌人只好把叛徒拉出当面对质，瞿秋白就说：“既然你们已认出了我，我就是瞿秋白。过去我写的那份供词就权当小说去读吧。”蒋介石听说抓到了瞿秋白，急电宋希濂去处理此事。宋在黄埔时听过瞿秋白的课，执学生礼，想以师生之情劝其降，并派军医为之治病。瞿死意已决：“减轻一点痛苦是可以的，要治好病就大可不必了。”</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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