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人间惨象：旱灾和饥荒（6）

    田沃土变成了沙滩，黄泛区很多不愿做亡国奴的人民，大批流向国统区，加重了国统区人民的粮食负担。此后黄河水连年泛滥、决口。大水之后，撂荒的土地又发生了蝗灾。庄稼被啃个精光，眼看着仅存的一点庄稼被毁，百姓有苦难言。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河南有几十万中国抗日军队驻防，而这几十万人的粮草补充，全靠自己省内解决。从1937年到1942年，五年半的时间，河南兵粮的贡献都是全国第一。沉重的兵役和赋税数额，使河南的民力物力财力已经枯竭，许多农民破产逃亡。其实就是在风调雨顺的时候，河南农民在交粮纳赋之后，也只能靠野菜和一些杂粮度日，更谈不上任何储藏。当时的百姓家都吃不上饭，许多百姓就被活活饿死。1942年河南全省遭灾，百姓的日子就更难过了。当时麦收只有一两成，秋粮甚至完全绝收，一场特大的饥荒就爆发了，这决不是偶然。

    但是蒋介石对1942年的河南大灾却不管不问，他不想百姓，只顾自己的利益。1943年3月底，当美国记者白修德向蒋介石汇报灾情时，他说不知道。其实，他早知道，只是不想负责任。1942年8~9月河南刚开始有灾时，蒋介石已从军方得知消息，他就召开了紧急的“前方军粮会议”，采取了一些措施。他一方面减少河南的征粮数额，另一方面决定把西安方面的储粮运往河南以备军队之用。但蒋介石采取这些非常措施，只是为了解决河南军队的粮食问题，并没有采取有效的救灾措施，只是减免了很少的征粮数额而已，置灾民于不顾。

    1942年10月，这时冬季来了，天气变冷，灾民很多都逃亡了，百姓的死亡率也迅速上升。对于国民政府来说，是实施救灾工作的最重要时刻，此时也可以阻止灾情的蔓延，但是事实却相反。10月上旬，河南省赈济会推选代表到重庆，请求国民党中央免除灾区征粮数额，蒋介石不但不见他们，而且还不让他们在重庆公开活动。10月20日，国民党中央政府派张继、张厉生等到河南勘灾，他们实地进行考察，也承认河南灾情真的很严重。10月29日，豫籍国民参政员郭仲隗在重庆召开的第三届一次国民参政会上，也对河南的灾民的遭遇表示同情，并要求采取措施。然而，多方的呼吁，并没有引起蒋介石政府对河南救灾的重视，救灾的延误加深了百姓的苦难。

    国统区300万民众活活饿死了，1942年的河南大灾也结束了。除了极少数尽职的中外记者为这场大灾留下的片断记录外，它在历史上几乎是一片空白，一场惨绝人寰的灾难竟然如此地被人忽视甚至遗忘，这是国民党当局严密封锁新闻的结果。生命的流逝让我们不禁为之感叹，不过正是由于这些宝贵的片段记录，才让我们深深地记住了这次灾荒，并值得后人深深地思考。

    乌克兰大饥荒

    1932年至1933年期间，在斯大林农业集体化运动火热进行时，苏联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出现了一次史无前例的大饥荒，被称为是乌克兰20世纪发生的最残酷事件，史称“乌克兰大饥荒（Голодомор）”。饥荒的发生，不仅有干旱的自然因素，更大程度上还是因为斯大林政府制度本身的不完善。

    为适应大工业化的迅速发展，斯大林政府开始强制推行农业集体化的改革，以改变落后的个体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农业现状。大量的苏共党员被派往农村，力图动员农户加入集体农庄，但是他们在乌克兰境内遇到了消极、积极等不同程度的抵抗，而强权的斯大林政府则“将富农作为一个阶级消灭”，从而采取了对乌克兰“富农”阶层以及反对集体化的贫民进行集体逮捕和流放的政策。大量擅长耕作、富于农业经验的乌克兰农户被划为“富农”，整个富农家庭被流放至荒无人烟的西伯利亚和中亚地区，不管他们死活，进而导致了乌克兰本土农业生产技术和生产率下降。而剩余的免于被流放的农户，因为担心被划成富农，因此不愿耕作，其直接结果就是1932年乌克兰粮食产量暴跌。当年预期在全苏联可以收获9070万吨粮食，但是实际上只收获了5500万到6000万吨，减少了近三分之一。苏联政府征得的粮食数量也从预期的2650万吨下跌至1850万吨。</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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