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与杨：守住一座书城（1）

    赠予 杨季康 （杨绛）

    绝无仅有的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

    ——钱钟书 《人?鬼?兽》

    一到晚上，灯光与被窝是最温暖的。再翻一本书，是《我们仨》。

    长寿的老人巴金归去，不是悲伤，而是一种平和的终结。然后想起，在这世上，还有哪些知识分子老人，从旧时代风雨里走出来，披霜带露的，一蓑烟雨任平生，把他们的生命秋叶挂在颤巍巍的枝头，还留着一些温暖的体温与记忆给想起他们的人。女性中，大概也只有杨绛女士等寥寥二三人了。

    “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没有哪句话，比这样的词句更简单了。但就这样一句话，马上让人为它动容。它给我们描绘了一种人生的场景：一个茕茕孑立的老人，留在世上，举目低头，物事在，人已非。承欢的女儿病逝；后一年，执手的老伴走了。只有回首处，还残留着丈夫的睿智与孩子气，女儿的聪明与温厚，以及三人之间的呵护、温暖与笑容。周遭凝固的空气里，除了月光冰冷的清辉洒落，就只剩下游丝般的熟悉音容在时时萦回。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

    钱钟书与杨绛，这是我最欣赏的一对智性型民间伴侣。

    1932年，春风拂面的清华园，两人的相识正是“当时年少青衫薄”。一个是“穿一件青布大褂，一双毛布底鞋，戴一副老式大眼镜”，仍掩不住眉宇英气，才气翩翩；一个是朴素天然，风采清扬，不同其他时髦脂粉，而自有一股名门书卷气。一个名气很大，低年级的新生纷纷想拜访他而可望不可即；一个是“才貌冠群芳，男生为求偶者七十余人，谑者戏杨为七十二煞”。彼时，钱钟书正读外文系三年级，杨绛从东吴大学毕业，放弃出国留学的机会考到清华读外国文学研究生。用她母亲的话说，是“阿季（杨绛小名）的脚上栓着月下老人的红丝呢”！

    别人的恋爱总是花前月下，他们的恋爱则是钱钟书三天两头的约杨绛写诗。其中让钱钟书最自得的是一首化理趣为情趣的拟宋诗，赠给杨绛表达自己刻骨的相思与不攻自破的爱情城池：“除蛇深草钩难着，御寇颓垣守不牢。”

    钱钟书写《围城》的时候，正值两人处于生计艰难之时。杨绛甘愿做他的“灶下婢”，一个只习惯读书的大小姐，时常因为生火烧饭洗衣而给煤烟染成花脸，或熏得满眼是泪，或给滚油烫出泡来，或切破手指，但她仍然心甘情愿。钱钟书在《围城》序言里说：“杨绛女士替我挡了许多事，照例这本书该献给她。”

    一部《围城》，给了我们一个普遍存在的“围城哲学”——“人生如此，婚姻如此，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冲出来”。而《围城》写作的背后，更是有一段夫妇灵犀相通的佳话：

    每天晚上，他把写成的稿子给我看，急切地瞧我怎样反应。我笑，他也笑；我大笑，他也大笑。有时我放下稿子，和他相对大笑，因为笑的不仅是书上的事，还有书外的事。我不用说明笑什么，反正彼此心照不宣。

    我大笑，是惊喜之余，不自禁地表示“我能拆穿你的西洋镜”。钟书陪我大笑，是了解我的笑，承认我笑得不错，也带着几分得意。</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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