堪受人天供养的圣者

    ——资寿寺十八罗汉

    名  称：资寿寺十八罗汉

    制造年代：明朝

    类  别：彩塑泥绘。以黏土加上纤维物、河沙、水糅合成的胶泥为材质，在木

    制的骨架上进行形体塑造，阴干后填缝、打磨、再着色描绘的作品称

    彩绘。它是舞台脸谱与民间泥塑彩绘相结合的手工艺品，以夸张的艺

    术造型、严谨的构图、丰富的色彩在一块泥型上栩栩如生地勾画出神

    话传说、戏曲故事中的各种人物形象，给人们以一种回味无穷的艺术

    享受。

    价  值：其中的16尊罗汉头像价值七十多万美金

    流失时间：1993年12月25日夜

    现 藏 地：山西资寿寺

    流失原因：被非法分子锯盗，走私海外。陈永泰先生买回捐赠给山西资寿寺。

    曲折经历

    资寿寺位于山西灵石县城东七公里处的苏溪村，与华夏民居第一宅王家大院相距两公里。资寿寺初建于唐代，宋元明重修，已有1100多年的历史。作为山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资寿寺远不如两公里外的王家大院知名，人们之所以知道它，缘自于十八罗汉头像海外回归的传奇故事。

    1985年至1993年，山西省文物局和灵石县人民政府先后投巨资进行修复并对外开放，就在开放仅四个多月的1993年12月25日晚，由于防范措施的薄弱，十八罗汉之首级不幸全部被非法分子盗取，十八罗汉有身无头，惨不忍睹。

    灵石只是个小县城，经济不发达，文物保护与财力投入之间一直存在着很大矛盾：不保护不行，保护又没钱。文化遗产几乎变成了包袱。1994年7月，案蓟临汾地区破获，据犯罪分子交代，18尊罗汉头像早已以15000曰广州文物犯罪分子走私海外，自此杳无音信。虽然李全才等四名罪犯相继落入法网，受到了应有的惩罚，但十八罗汉头像却已分离四散，飘零海外。

    令人欣慰的是，截至1996年年底，台湾震旦集团董事长陈永泰先生先后在日本、台湾等地以重金将十八罗汉彩塑头像如数购得并捐献给国家。

    陈先生不仅是台湾百家大财团之一的震旦集团董事长，而且也是一位颇有声望的古董收藏家。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陈先生曾亲眼见到了罗汉头中的几个，仔细辨别，经查对《山西佛教彩塑》一书，确认这些头像来自山西灵石资寿寺后，便不惜重金，费尽周折，历经一年多时间，花费七十多万美金先后从台湾、日本、香港等地将16尊罗汉头像全部收集齐全。另外的两尊童子头像，当时已落入了东南亚某地一位古董商人手中，古董商见奇货可居，开出了天价，但陈先生还是“请”了回来。至于收集头像究竟用了多少资金，陈先生至今没有向外界透露。他说“做功德，论圆满，不谈金钱。”

    陈先生痛惜中华文物流失海外，不忍彩塑罗汉身首异处，毅然决定将耗巨资购得的彩塑头像捐归故里。陈先生还特写了《捐献意愿书》以表决心：“自为炎黄子孙，看到中华文化之宝贵文物被如此破坏并流落海外，实备感痛心”，“为使宝贵文物完璧归赵”，“本人自愿通过上海市台办，捐献该十八尊佛头，使之物归原主”。

    但台湾有规定，凡是时间超过一百年以上的文物严禁出境。陈永泰致函台湾海基会，希望“惠予赐助，依循适当之途径，将此佛头送返原建塑地——山西省资寿寺”，一切的运输、保险资费，都由他来承担。而上海市台办也通过大陆海协会从中斡旋，大陆海峡两岸关系协会(海协会)曾致函台湾海基会，请其协调台湾的有关方面，帮助陈永泰先生早日了此善愿；同时陈永泰先生本人亦致函海基会，委请代其处理此事。经过海峡两岸长达一年多的努力，终于实现了近半个世纪以来海峡两岸首次文物的捐赠返还。

    1999年3月29日，痛别家乡5年多的罗汉头像取道香港、上海，安全回到了故里资寿寺。三只装载18尊罗汉头像的红杉木箱顺利走完了千里回归之路，乡亲们擂鼓鸣锣，庆祝十八罗汉一夕受辱，今朝荣归。灵石县人民政府为十八罗汉之身首重合、“死而复生”，举行了隆重的重新开光仪式，资寿寺又焕发出了昔日的异彩。

    罗汉修复后，灵石县为感谢陈永泰先生仗义疏财、乐善仁慈，决定给他树碑立传，但被他婉言谢绝。陈先生只希望能与修复的罗汉合一张影。陈永泰先生作为一名实业家，热爱祖国，珍视文物值得我们敬重，“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他的这一义举，作为中国海峡两岸“文物互动”的典范，被列为1999年中国内地收藏十大新闻之首。

    当年寺庙在对外开放不久就遭到盗窃，而这次罗汉头像重归故里，情况就大不一样了。

    资寿寺管理处人员介绍，管理处在两年前听到头像回归的消息就展开了保卫措施的完备工作。当年头像被盗时，寺庙中只有两位60多岁的老人进行看护，现在有了十几个保卫，而且配备警具24小时值班巡逻。寺庙安装了防火防盗警报器，还养了几条狗，晚上守卫在寺庙要害位置。运回寺中的罗汉头像被保存得相当好，只是脸部稍有摩擦，这是盗贼把6个头像装入1只尼龙袋中背着走了1公里造成的。

    相对于其他流失在外的国宝，资寿寺十八罗汉可谓相当幸运。机缘巧合，使得它们恰好落在了爱国商人的手中，才得以结束漂泊在外的命运。但近些年来，文物盗掘、盗窃的狂潮使得难以计数的珍贵文物流落他乡，严重侵害了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令人为之扼腕痛惜。

    国宝内涵

    “资寿”之名，原意为“祝帝道以遐昌，资群生于寿域”，修此寺意在期盼人人皆能长寿。所谓“资”者，供给、赐予也。期众生皆寿，故自古香火旺盛，佛事甚多。资寿寺的彩绘泥塑是我国现存明代彩塑中的珍品，尤以三大士殿内的十八罗汉的彩绘泥塑最为典型。这些塑像，形态秀美，姿态娴雅、端庄，衣纹线条流畅，比较成功地塑造出人物动感。古代民间艺术工匠充分运用写实、概括、夸张等艺术手法，准确地塑造了罗汉的各种形体神态，惟妙惟肖，自然妥帖，达到了相当高的艺术境界。

    资寿寺三大士殿的彩塑亦是我国明代人物塑像中的珍品。大者高逾三米，小的不足半米。所塑的释迦牟尼、菩萨、四大天王、众罗汉和神将，在当时艺术作品高度写实与世俗化影响下，人物不是正襟危坐高高在上，而是显得和蔼可亲，平易近人，追求平民化风格。

    十八尊彩塑罗汉，不仅从色彩上、形体上给人以美感，而且人物个性鲜明。古代的艺术匠师们在塑造形象时，将生活真实融入艺术创作，塑造出了极富生命本色的佛教人物形象，罗汉们或长或少、或高或矮、或胖或瘦、或喜或忧，都在无声的表达着一种人性化的喜、怒、哀、乐。凝视这些栩栩如生的罗汉，仿佛能感触到它们的体温，聆听到他们诵经论道的声音。而他们的脸型相貌也有着较为明显的地方特征，透出浓郁的乡土气息，可以看出是以现实生活中的当地百姓为原型。

    在中国寺院中常供有十六罗汉、十八罗汉和五百罗汉。在唐代《法住记》载，谓佛陀临涅时，嘱咐阿罗汉，自延寿量，常住世间，游化说法，作众生福田，故佛寺丛林里常雕塑罗汉像，供养者众。但另外两位罗汉名很久未定，直到清朝乾隆年间，乾隆皇帝和章嘉呼图克图活佛认为：十八罗汉的最后两位应该是降龙罗汉（迦叶尊者）和伏虎罗汉（弥勒尊者），降龙伏虎很合中国人的口味，再加上是钦定，从此十八罗汉便被规定了下来。而五百罗汉，通常是指佛陀在世时常随教化的大比丘众五百阿罗汉，或佛陀涅后，结集佛教经典的五百阿罗汉。本文在后面会对十八罗汉作详细的介绍。

    国宝价值

    资寿寺内最引人注目的是正殿内的元代壁画和各殿内79尊明代彩塑，其中尤以菩萨和罗汉塑工最佳。其中三大士殿中的十八罗汉彩塑更是匠心别具、独树一帜的精妙之作。

    本文所介绍的这十八罗汉，有的怒目而视，有的慈眉善目，有的挖耳畅笑，有的若有所思，有的合十诵经，有的怒目圆睁，有的拈花微笑，有的缩脚盘腿作聆听状，有的似正与人侃侃而谈。众罗汉丰富的内心世界，通过外部形态呼之欲出，令人如置身其中；让人感慨经能工巧匠之手，泥土真有化腐朽为神奇的作用。

    这些罗汉不仅形体秀美，姿态生动，而且每尊造像的个性十分鲜明，神态逼真传神，实为我国古代彩塑艺术之精品。它在继承宋、辽、金、元彩塑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将生活真实融入艺术创作，表现出高度的写实风格，塑了极富生命本色的佛教人物形象，是我国明代彩塑艺术之珍品，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

    同类国宝

    山西平遥镇国寺的建筑，以万佛殿为最早，是中国大陆所存最古老的木构建筑之一。镇国寺各殿皆有塑像，其中万佛殿内塑像最为珍贵，是五代北汉天会年间建殿时的作品。其中除三尊（观音、善财、龙女）为明代塑造，清代重绘油彩外，其余皆为五代原作，佛坛式样，塑像配置均与五台山唐代建的地禅寺大殿略同。释迦牟尼像造型高大，结跏坐式，手势作禅宗拈花印，佛相端庄慈祥，反映了唐、五代的风格。

    五代是割据战乱的时期，从那时保存至今的古代建筑全国仅有几座，彩塑作品更为罕见，除敦煌莫高窟中有少量五代彩塑外，镇国寺万佛殿内的彩塑，是全国寺观庙堂中保存至今的唯一五代作品，数量虽然不多，但是所处的历史时代至为重要，对于研究我国雕塑发展史，认识唐、宋两代雕塑演变过程，提供了极为可贵的资料。

    第四章

    上帝留下的遗物

    ——化 石

    19世纪后半叶至20世纪初，随着外国殖民者对中国的政治、经济侵略，文化渗透也接踵而来。外国人到中国的“寻宝”活动，不仅使大量中国古代珍贵历史文物被劫掠到国外，同时也将考古学作为一门科学带入中国。而随着考古出土的殷墟甲骨一系列文物，它们理所当然的也成为中国国宝级文物的一部分。

    “五·四”运动前后，西方学术大量流入我国，使很多人对中华五千年文化的认同发生动摇。一批中国学者怀着强烈的责任感，特别是当时一批在国外学有所成，在国内业绩卓著的中国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成为了最早涉足中国考古学的科学家。他们都猾投身中外合作考古活动或中国人独立主持的考古发掘。北京人头盖骨的发掘出土以及丰富的相关遗址为我国古人类的发展增加了更为详实的资料，它成为全世界旧石器时代考古的先驱。

    我国国宝级文物的命运和国家的发展是密不可分的。19世纪初的中国社会动荡不安，注定了它们悲惨的命运。甲骨文从开始被发现，便惨遭劫难，先是被当作药材贩卖，篡值为世人所识后，又被各国的文化机构以各种名目搜掠。北京人头盖骨的问世，轰动世界，最终也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不知所踪。

    随着新中国的发展，国家的经济逐渐繁荣，考古学得到了很好的发展，越来越多古遗迹古化石的发现极大的丰富了我国古代发展史的内涵。特别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大量古生物化石的出土，让世人的目光一次又一次聚焦在中华这片古老的土地上。然而由于利益的驱使，出土的古生代化石被不法分子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倒卖走私到国外，再次给我国考古造成了难以弥补的创伤。

    所有科学家的研究都是以实物的存在为依据的，当这些出土的文物离开了它得以形成的母体，离开了所依赖的环境、地理和气候，那必然也是残缺的，对于它们的发源地来说，无异于母亲失去了孩子，完人失去了臂膀，这种痛楚是永远也抹不去的。</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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