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扳回”公平，彰显教育的真义

    我国当前的教育实践在某些方面的不公平不但是一个学术问题，也是一个政策问题。如何来看待教育公平论，实际上存在着3种不同的评价教育实践是否公平的标准。只有充分理解了这3种不同的教育公平观，才能让人们认真、切实的对待关于教育公平的舆论，才能为满足社会公平性的教育政策寻求更多更好的解决方式。

    有一种可以称之为是“基于权利的教育公平论”。这个观点就是让公民及其子女的教育权利受到国家法律法规的维护。

    《教育法》第三十六条就规定到，“受教育者在入学、升学、就业等方面依法享有平等权利。学校和有关行政部门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保障女子在入学、升学、就业、授予学位、派出留学等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

    第三十七条也做出了规定，“国家、社会对符合入学条件、家庭经济困难的儿童、少年、青年，提供各种形式的资助”。

    像这样对公民及其子女的受教育权利做出了明确规定的条文条例，在我国的《宪法》、《教育法》、《义务教育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多部法律中都有体现。既然国家各种法规都赋予了公民这样的权利，那么这些权利就必须得到应有保障。

    那些诸如外来人员子女上学难、女大学生就业遭性别歧视、经济环境不好的大学生贷款困难等，不管什么原因的社会现象，只要是其这一权利没有得到同等的实现与保障的，在公众舆论中就会被判定为“不公平”的。以法律为武器来捍卫公民受教育的平等权利就是这一公平论的落脚点，基于权利的教育公平论就是基于法律规定的教育公平论。

    另一种可以称之为是“基于能力的教育公平论”。这一观点就是每个人的不同待遇应该是由其自身的能力水平来决定的，能力水平高的自然所受待遇好，反之反之亦然。当然这种公平论仅局限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因为在义务教育领域，根据法律每个适龄儿童都应该享受平等的教育机会，这是公平的。

    古希腊的时候，亚里士多德曾经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公正到底是把某种事物按照平均数分配给所有的人呢？还是按照比例分配给所有的人。比如荣誉这种东西，到底是把荣誉授给那些所有参加战争的人公正呢，还是根据战功把它分配给少数的人公正？在高等教育中，入学是根据能力大小来分配的。而能力的大小就是根据考分的多少来决定的，能力大（考分多）便获得了入学的机会，相反能力小（考分少）则不会获得入学的机会。如果出现了能力小（考分少）获得了入学的机会，而能力大（考分多）却反而没有获得入学的机会的，便会被认为那是不公平的。“阳光工程”就是教育部针对这一不公平推行的，实际上也是维护这一公平论的。

    还有一种称之为“基于需要的教育公平论”。这个观点就是把教育政策的公平标准定为个人教育需要的满足与否。

    但人们受教育的需要因为各种因素的影响都是不一样的。有些人受教育的需要，仅仅是因为地方性的文化传统和社会习俗需要，他们并不知道受教育是法律赋予的一种权利和义务。很多地方，因为贫困或者其他原因，子女辍学并不会被理解为不公平，这在西部一些地区是很常见的。还有一些人需要的不仅仅是受教育的权利，甚至也不仅仅是与个人能力相适应的对待，而是其他更多的教育资源，比如入学机会、学习条件等等。如果这些需求没有得到满足，他们也会认为这是不公平的，从而就会否认教育的公平，“择校”便是这一典型的例子。

    择校风在教育资源极度不均衡的前提下越演越烈，造成了很多薄弱学校新生流失严重的现象，尽管教育部门三令五申不许擅自择校，却没有得到任何回应。在一些家长看来，能够满足他们及其子女教育需求的制度才是公平的入学制度，否则那便是不公平的，择校的禁止也就成了这不公之一。比如什么“就近入学”、“电脑排位”等制度都遭遇到了许多尴尬。至于公平的入学制度，那的确是值得学术界和相关政府部门思考思考了。

    以上3种教育公平论相互间存在着矛盾和冲突，它们之间并不是齐头并进的。从某个角度来讲，这一观点也许会被认可，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有可能会被认为是不公。在不同的社会阶层中也存在着不同的对于教育公平的观点，把这3种观点分散到不同社会阶层也有可能会获得不一样的看法。这3种观点都需要得到进一步的研究和实证。但可以肯定的是，社会上存在的教育公平论绝对不会是单一的一种观点。

    社会公平的一个重点就是教育公平。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基础保障也是教育公平。尽管在教育起点上难免会受到经济条件上的差异，但是高校应尽能力通过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资助来减少这种差异，尽量帮助贫困生“扳回”一些公平，从而帮助他们享受到过程中的教育公平。如此这般，才深得高等教育公平之真义。

    我们追求的教育公平之路漫漫而长远，我们还需要克服许多已知和未知的障碍，冲破旧的观念和体制，付出辛苦和努力。</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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