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2)

    2.约瑟夫爵士的循环与人本社会

    世界各地的古典哲学其实对人性的思考已经非常透彻，其中中国的古典哲学对人性的思考最具社会意义。中国社会两千年来一直就是一个世俗社会，而并非像欧洲、印度、阿拉伯世界那样是一个神权至上的社会。在中国，宗教从来没有在政治中有超越王权的现象。无论是孔儒哲学还是韩非子的法家思想，或者其它重要的诸子百家思想，主体上都是一种非常人性化的思想，因而中国从政治到民间道德都是一种以人性为存在核心的社会，这与其它文明社会中以神性为存在核心有本质的不同。

    在资本主义风靡世界数百年后的今天，那种瞬间开始的一切以金钱为核心的社会模式如同海啸一样席卷了世界。但现在，当资本主义社会步入成熟期后，这种社会的种种弊端开始显现，人们随之对它本身属性的思考也开始了。

    当然，人类至今的所有社会模式没有一个是完美无缺的，所有的社会模式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都固然地带有弊端基因。自然，这丝毫不影响各种社会模式在历史中的地位和功绩——这是历史的进化足迹。我们没有必要为当初资本主义社会带给我们的痛苦而不停地谴责它，我们也不可能再回到我们梦想的桃源世界。全球化毕竟已经到来了，现代的各种文明、技术、知识和金钱一切都像龙卷风一样围绕着全世界旋转。也许我们对过去那种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生活怀有一丝复古的伤怀，但这种伤怀让它留在文学作品中就足够了，该是我们适应全球化、引导全球化的时候了。

    中国的世俗社会模式历来不排斥有益的思想和社会实质的改变。毕竟，资本主义社会使我们认识到了工业社会巨大生产力的威力。但我们在未来要做的就绝不再仅仅是学习如何接受和适应全球经济一体化了，而是要用我们古典哲学中的智慧和今天的经验，对这种如今已经弊端显现的世界进行完美塑造，这是一次革命，不同的是，这次革命不再局限于中国的疆域之内，也不再是急风暴雨式的大革命，而是一次历史的思想融合，如果说其中有竞争，那就是在未来形成的世界主导思想中，来自谁的思想更多、更精彩、更具生命力和更有社会价值了。

    在资本主义形成的时候，圈地运动后的英国社会几乎就是一场战后余生的社会。它的重新繁盛如同一场森林大火烧毁了旧的制度，这使得新制度下的社会更加兴旺。几乎是建立在这样一个残酷的逻辑上，现代经济需要迫使一些人离开土地，迫使他们贫困，迫使他们失去生活的家园，只有这样才能让他们为现代工业工作，才能使整个社会重新在最新的经济领域中发展起来。如英国的工业革命，没有圈地运动根本就无法完成英国向现代工业转变。英国的大批人失业也导致了向美国的大量移民，从而意想不到地成就了一个现代最庞大的帝国，但这不能掩盖西方世界繁荣下面永远无法完美的一面，即遍布世界的战争、恐怖袭击、宗教矛盾、资源争夺、政治革命、现代城市中的棚屋区、冷漠的人性等都说明西方的制度远远称不上完美，它带给世界太多的苦难，而只有西方显得繁荣。但就是在西方世界，现代贫民区的人们，无数的失业者仍然是一个普遍现象，即使是在高福利的北欧社会。不要以为高福利就能掩饰失业者的失落感，他们可能得到了生存的保障，但并没有得到能够再次过上幸福生活的许诺。他们的失落感、失败感还在，这就是不完美。

    我们要我们的古典哲学、现代化经验和现代辩证思想重塑资本主义模式的社会，而不是重复中国台湾、韩国那样将两种社会的弊病都保留的模式——它将封建社会不可避免的、裙带关系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巨大贫富差距和冷漠社会都继承了下来，这绝不是好学生，更不是好榜样，可以注定，这种社会必定还要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改革。

    也许，有一条逻辑就是，在走向富裕的过程中必然要付出惨痛的代价，并且选择不多。

    既要让国家的钱袋鼓起来，又要人民时刻得到温馨备至的关怀，这在现代社会显然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今天已经历时400多年了，如果还是一成不变的重复最初的发展模式的话，那么是不是一种对人类智慧的讽刺呢？难道我们可以掌握复杂的科学知识却无法改变自身的社会环境吗？

    这也许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将要面对的惩罚，多么有意思，一个新社会的诞生带来了繁荣，但上帝赐予我们一个新模式的同时也在其中放置了未来惩罚的基因。

    在圈地运动前后的欧洲历史上还至少出现过三次大的革命主义浪潮，即16世纪宗教改革者的革命主义、法国大革命和一战后的革命主义。欧洲宗教改革运动以马丁·路德和加尔文为领袖，这场宗教运动实际上也是导致英国工业革命的重要原因。其中加尔文的主张是：现实世界已经腐朽，无可救药，必须彻底推翻它，按照上帝的意志重新安排这个世界。加尔文这个主张的聪明之处就是它没有强调这场改革仅仅是宗教内部的事情，而是将世俗社会和宗教世界归为一体，必须同时改革。这就给了社会不满情绪一个完美的理由——他们有了上帝的支持，因而是正义的。加尔文在宗教方面建议将教阶制一笔勾销，代之以颇具民主思想的教会组织；在世俗社会方面，加尔文首先确保上帝在任何统治者面前的无上地位，即首先确认君权神授的宗教—政治原则，任何国王的统治都必须以上帝的名义来进行。其中，加尔文提出了一个最重要的革命教义，即国王是代表上帝行事，但如果国王出卖了上帝的信任、违背了上帝的意志，那么任何上帝的臣民就有权利罢黜国王，也就是说，加尔文认为世俗的臣民首先是上帝的臣民然后才是国王的臣民。加尔文的这一教义不知是否得到上帝的认可——上帝应该默认这个忠心的改革者，但不管上帝怎样，它却为将来荷兰和英国的革命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

    法国大革命是资本主义在欧洲最彻底的革命，卢梭是其中有力的推动者之一。他提出的人民革命权利学说，这相当于加尔文的世俗革命教义，只是将上帝推出了舞台而代之以最高领袖崇拜，这又相当于构造一个世俗的上帝。法国人在大革命时期有众多改革教义，实际上思想相当混乱。革命者的派别之分也导致了法国大革命反复无常的状态。其中罗伯斯庇尔是虔诚的卢梭教徒，他所领导的雅各宾派也就成为法国革命中最为狂热的一派，以致树立了越来越多的敌人，最后归于失败。

    一战后的世界也是一个纷乱的世界，这时资本主义思想开始彻底扫荡整个欧洲和世界，导致欧洲众多王室丢掉了权力，整个世界也就这样一步一步走向资本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同样，一直浏览整个世界历史的话，就知道历史中的人们一直企图寻找一个完美、理想的社会模式。

    西方带给这个世界最完美的制度就是资本主义制度了，而这个制度今天看来并不完美，看来他们的聪明才智已经用尽了。从西方民主制度在欧洲以外的表现来看，它只能保证在传统的欧洲、美国等社会中有效，并没有普世价值，并且就是在欧美国家内部也远称不上和谐。也许，对世界许多人来说，欧美还拥有巨大的吸引力，那是因为它今天是一个富足强大的地方，但西方内部其实早就认识到他们所生活的国家根本算不上是一片阳光圣土，早在1972年，英国人基思·约瑟夫爵士在一次演讲中就一针见血地责问到：“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经历了长期的充分就业、相对繁荣和公共服务的改进，为什么一些问题还是那么显著地持续着？”作为对这个问题的解释，他提出了著名的“剥削循环”理论，如图所示：这就说明，西方的社会还是会导致许多人总是逃不出这个恶性循环，整个社会还是始终有这样一个阶层享受不到富裕生活。

    “……在座的这群人专心倾听着他（格林斯潘）的每一个用词，但这位美联储主席没有从他们的目光中看到如同自己心中的那股愤怒。他在桌子上拍了一下，提高嗓门：‘拿现行制度进行赌博的行为不断地大量发生，直到这一制度被破坏为止。资本主义不起作用了！一直存在某种腐蚀资本主义制度的行为！’”③

    这是格林斯潘在一次美国最高级别经济会议上愤怒的声音。此前，由于美国环球电信公司主要原材料供应商宣布破产而导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就此事展开调查。会议上就大公司ceo的职责上发生了辩论，格林斯潘指责美国频繁发生的经济事件，可见这已经不是孤立的案例而是存在制度上的缺陷，美国为之骄傲的经济制度看来同样存在难以避免的漏洞。

    那么，我们就要问了，当今最为繁荣昌盛的美国社会也逃离不了这种循环，那么我们这个世界的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是什么？最终目标就是社会中的每一个人，因为每一个人都是这个社会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即人本社会才是一个完美社会。

    但在这个出发点和归宿之间却存在着诸多问题——人们不得不因为生存和竞争而组成社会，而组成社会的目的却是希望每个人都能心满意足地生活，然而，来自自然界和人类相互竞争的压力却导致只有极少部分的人可以称得上是心满意足——或者说是为所欲为地生活。

    历史的发展是为了什么呢？就是向人的最终归宿点前进，就是要不断扩大可以称心如意地生活的人群数量，一方面，历史的发展，尤其是科技的发展，不断提高整个社会的生活质量；另一方面，不断地利用机器创造出价值，使越来越多的人过上幸福的生活，这就是历史前进的两个车轮。

    其实，真正衡量一个社会的进步程度，就是以这两个准则来衡量的。这两者的核心问题实则就是个体权利和集体权利是否平衡的问题。自然，这种平衡是随历史的发展而不同的。纵观历史，可以清晰地看到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方向其实就是逐渐由集权制向分权制的过程，古希腊和罗马的那种元老院实行的民主其实只是一种集权运用制度，而非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况且，它的军事色彩不仅十分浓厚也深刻地影响着它的每一个角落。

    个体权利与集体权利相平衡的的问题与这个国家的文化思想、风俗习惯以及所受到的外界影响紧密相关。这种平衡十分敏感，又往往成为问题的爆发源泉，如中国历史上经常发生的改朝换代往往起因于农民对自身生存环境的不满，往往通过军事反抗来达到重新调整国家统治权与民权的合理分配，而当这种平衡处于较传统位置时，国家统治者与民众的矛盾则趋向最小化，社会则处于一种和谐状态，表现为政通人和，经济兴旺，国力强盛。

    在以往的历史上，集体权利往往被过多利用，成为一种强制权力，而大大削弱了它为民服务的本质，但这不等于说这种被歪曲的权力滥用可以无限期地继续下去。自西方爆发资本主义革命以来，从神权至王权，再从王权至民权的历史演绎已经十分清楚地说明，集权主义应该向个人权利让步了。实际上，民权还不是权力最终的演化目的，而是向个人权利的过渡，真正的社会集权应是一种完全的服务权力，它的强制性应绝大部分由高超的社会道德和合理的商业、文化、意识规范来代替。自然，这是一种理想，理想的作用就同于灯塔对航海者的作用。如果说集权主义偏重于统治权的发挥是因为国家安全的话，那么，现代社会中日益加大个体权利的倾向则是加强国家实力的表现。一个国家的实力实际上主要由武装力量、财富水平和知识程度三者构成。从历史发展可以看出这样一个演化程序，即古代社会主要靠武装力量来体现国家实力，而近现代社会则是以追求财富为国家主题。

    而从现今由美国主导的信息革命来看，则向着追求知识力量的方向前进，现代社会的产业结构也决定了谁掌握了知识谁就是世界的领导者，美国的工业早已将大批的工厂外迁，工业化已经不是未来国家的追求目标，而科技创新，主导思想文化产业，以掌握金融股票为主的手段才是未来的支配手段。

    在目前的手机市场上，各种款式的手机不断地推陈出新，尤其是在亚洲市场，手机既是一种实用的通信工具，又是一种时尚的标志。而追求个性化的手机式样和铃声则又是体现个人情趣的一种方式，而这种追求时尚和个性的特点在欧洲就表现的不是很明显。在那里，老式的诺基亚是常见的手机，这和欧洲注重实用的清教徒传统不无关系。而相反，在亚洲，传统集权制度下人们的思想也同样受到禁锢，因而在现代有一种解放了的感觉。不要小看这种简单的追求时尚的行为，任何一种社会趋向都有着深层次的思想渊源，这种变化中，全球化、民族化、单一文化和多元文化有着同样的思想原则，一个追求个性化手机的人不会在他的广告创意中添加更多的个性色彩吗？如果追求个性化的只是一个人那顶多算他好出风头，而人人都追求个性化的时候又该说明什么呢？

    这种追求手机个性化的行为会迅速影响敏感的商业行为，过去那种单一的、标准化的大批量生产已经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了。这种生产方式往往产生大量的生产过剩，同一模式的产品会造成了单调的社会，而现在已经开始实行了按需生产的，适应个人需求的少量、多品种的生产方式。同样，过去传统的电视台播什么就看什么，现在互动式电视节目的出现不也正是这种个性化要求的体现吗？更为甚者，互联网的出现是一个伟大的革命，这使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这样一种可能，即任何一个人都可以通过这个网络向全世界发言，而以往那种只有极少数人的言行才可能为世人所知的状况已经被打破了，互联网让人人都有了发言的机会。

    既然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成了可能，国家的边界再也不可能连人带嘴一起封锁了，那么至少在言语上这个世界已经是天下为公了，政府是不是应该用更长远的眼光主动调节集权与民权的平衡点呢？会不会出现政府向更高层次迈进的脚步呢？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是一个廉洁的政府，新加坡政府是一个成功的领导者，而韩国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国家，它有现代亚洲国家具有的各种传统问题，这些问题会减慢它的脚步，但韩国是儒家社会向全球化迈进的一个模式。

    中国是个有数千年大一统历史的国家，长期以来儒家文化一统天下，独占尊荣之位，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历来就有重集权、轻民权的倾向，自然这有其历史原因，并且这种倾向也为中国的历史做出了不朽的贡献。这一切正如在中国历史上文化思想的变迁从未停止一样，中国传统思想与现代西方文明的碰撞与交汇也同样在所难免。但这样不等于说一方向另一方宣战，鸦片战争不能与文化交流混为一谈，就是同质的欧洲各国间不也是战火纷飞吗？追求利益的战火不会烧掉文明的交往，同样与西方文化的接触也并不意味着西化。其实在人类历史中，没有哪一个文明能完全隔绝与其它文明的接触，任何文明的成长实际上都是与异族文明交汇的结果。就欧洲文明而言，它也是早在古罗马时期就已经深受中亚、犹太文明的影响，就是那时遥远的东方文明也通过丝绸之路影响到古罗马的时尚——那时古罗马人都以拥有华贵的丝绸为骄傲，这成为一种显贵的象征，这和今天亚洲人以拥有宝马、奔驰汽车为尊贵象征一样。欧洲的园林艺术似乎和中国的园林艺术大相径庭，一个以追求人工美而著称，另一个以强调自然和谐而闻名。但实际上，早在欧洲园林艺术形成的开端，那时富强而稳定的中国早已形成了自己的园林艺术美学，中国的园艺美学实际对欧洲的园林艺术有着深刻的影响，对这一点，不相信的人可以读一读欧洲园林艺术方面的著作，欧洲的几何美学和中国的亭台楼阁并不是老死不相往来。

    如前文所说，一个国家的实力决定于三个方面，即武力、财富和知识，那么人类社会进入知识竞争时代的机制似乎还没真正出现。美国，看起来好像是在知识竞争中成为了引领者，并且也显得出类拔萃，真是这样吗？未必。

    美国是最完善的资本主义国家，它成为率先进入知识竞争的国家并不奇怪，因为它的资本社会成熟，财力丰厚，竞争机制完善。但大英帝国开创了工业革命并不等于说它会一路领先，相反，往往开创者和最高成就者不是同一个人，事实上，后来的德国、日本、美国都比英国做得好。就如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一样，并不是第一个揭竿而起的人就是帝王，而是要经过一番争斗才行的，同样，美国的确开创知识竞争的先河，但谁能保证它不会步大英帝国的后尘呢？

    构成知识竞争的要素现在还不十分确定，全世界也才刚刚开始这方面的研究。但从人性的理论来看，谁能把每一个成员的能量释放到最大，谁就会拥有无穷的力量，这一点是确定的。十个农民和十个大学生相比较的话，就组织军队战斗力而言，十个学生不会是十个农民的对手，但相对知识创造财富而言，十个学生的创造肯定要高出一筹，同样十亿农民和十亿大学生谁会略胜一筹呢？这个答案不言而喻，有一个比较是这样的，即一个游击队员可以对付三个正规军士兵，而一排的正规军士兵则可对付一连的游击队员，为什么？这就是专业人员的规模效应，一个汽车修理工因为有丰富的实际经验，因而他也许可以迅速地解决汽车的实际问题，但他未必能解释清楚其中原因，而几个专业人士也许要研究一会才能解决问题，但他可从理论到实践娓娓道来，如果你是修理间的小老板，你可能会选择前者，但如果你是汽车制造商，你会选择谁？

    我想，知识竞争可能会由这样三个主要方面的因素决定，即个人拥有的权利程度、国家作为一个整体的竞争机制和国家的教育—创新机制。国家的教育—创新机制是培养人才和培养创新思维的基础，个人拥有的合理权利程度是个人的能力发挥的良好环境，而国家把其国内的各类人才置于一个整体内的竞争环境中才能使其能力更好地发挥出来，才能把整个国家作为一个整体来与世界其它竞争者竞争，也就是尽量避免国内人才的布朗运动，而是让他们处于电子流的状态——向同一个方向运动。这其中，个人对拥有的个人权利是否满意决定着这个人的工作热情和去留，如果这个人被迫留下来，却又得不到合理的报酬，那他不会有很高的热情。

    在中国的传统中，对集权制的思考已经非常丰富了，并且有数千年的经验，而对如何注重每一个人的权利则显得苍白乏力。当然，未来中国要借鉴的是西方思想，但绝不会照本宣科，而是借鉴它的精神、它的实际经验，就西方的个人主义而言，它在资本主义思想中拥有无限价值，但它并不适于未来社会的知识竞争和思想竞争原则，它已经显得有些颓废了。而中国，其自然和谐的精神与西方强调的人文精神如果能达到真正的交汇那就必然会产生新的文明，可以说，现在西方文明也处于没落之中，它如果不学习东方思想，那它早晚会消失在历史的扬尘之中。

    美国强盛的经济就是吸引世界各地的优秀人才为实现自己目标的第一需要，而美国却缺乏人性的第二需要，中国、印度、欧洲则是拥有第二需要的国家，但却缺乏满足人性第一需要的能力，所以，它们的人才在流向美国。

    中国要做的就是实现第一需要，同时调整自己的思想，借鉴世界各种优秀文明，来实现能吸引世界各地人才的第二需要，这之后，它就会成为一个能施展第三需要的理想之国了，这就是中国真正的目标。

    满足第一需要，中国有这个能力，这是世人所不怀疑的，并且，这个目标指日可待，关键则是第二需要，它就是要在全世界范围内实施大政治，达到和美国一样的遍及每一个角落的影响力，却不像美国一样，在中东、非洲，在俄罗斯、在亚洲，到处都有仇恨的眼光，恰恰相反，中国要让世界各地的人都对中国持一种希望的目光，如果美国说：“要美元吗？”那我们说：“要工作吗？”如果美国说：“要导弹吗？”那我们说：“要反导系统吗？”如果美国说：“听我说，你们应该这样？”那我们说：“我们听听你们的想法，看看我们能做些什么？”

    美国现在拥有遍及世界各个角落的影响力并不完全是件坏事，它可以是我们未来的行事参照物，我们可以做得更好，如果他的朋友是我们的朋友，他的敌人也是我们的朋友，你说，最终谁会赢？

    人心向背，天下得失。在信息公开的世界里，国界是一个在逐渐消亡的界线，做一个魅力国家、实力国家、富裕国家，争世界之民心，以达我之目的，这就是大政治。</p>

    <b>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狠男人网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收藏狠男人小说网(www.41nr.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