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救人而被起诉的医生（2）

    在总共输了7品脱鲜血以后，乃莉·维加的生命得救了。母子均安好健康。可是，事情才刚刚开始。对于乃莉来说，血管里流着别人的血，这就违背了她的信仰。如果照此办理，往后其他教友的信仰就无法保证。她向法院提出申诉，控告医院侵犯了她的宗教自由权利，要求推翻斯坦福法院的深夜紧急裁决，禁止医生在未经病人同意的情况下，违背病人的宗教信仰给病人输血。

    医院方面提出，这一指控已经过时。医生是得到法官命令才输血的，现在病人已经康复出院，不再存在侵权伤害。上诉法院同意，不予受理。

    乃莉·维加向州最高法院上诉，1996年4月9日，康尼迪格州最高法院作出一致裁决，裁定斯旦福医院违反了个人之身体有权自主决定的法律传统，侵犯了乃莉·维加宗教信仰的宪法权利。官们指出，不管医院拯救人命的情况是多么紧急，不管医生救死扶伤的职业规范是多么崇高，这些都不能压倒乃莉·维加保持自己身体和精神完整性的权利。只要她充分了解事情的后果，并且有能力作出决定，那就有权根据自己的信仰作出决定。

    州最高法院说，同样的情况以后还会发生，所以医院需要法律上的行动指南，怎样处理病人不愿输血的情况。医院方面的发言人在州最高法院裁决后说，医院和医生认为，他们是根据病人的最好利益而采取措施的。正因为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所以才要求法官下令，以得到法律上的指导。

    有些人不同意康尼迪格州最高法院的这一裁决。他们提出这样的问题：乃莉·维加的宗教信仰固然必须得到尊重，但是医生出于“希波克拉底誓言”的救死扶伤的信念也应该得到尊重，那么，生命和信仰，到底什么更重一点？医生的职业道德要求他们，无论如何不能见死不救。眼睁睁地看着病人死去，明明可以救活而不救，这不就违背了医生的誓言吗？病人来到医院，却又不让医生输血，强迫医生看着病人死去而无所作为，自己的信仰固然得到了尊重，但不就是强迫医生违背医生的誓言了吗？

    但是，对于州最高法院来说，这里不仅有生命和信仰孰轻孰重的问题，也许这个问题是永远无法回答的。对于法律来说，法律必须回答的是，谁来作出这个判断，谁有权作出这个判断。在这个特定案例中，生命和信仰都是属于乃莉·维加的，生命和信仰的轻重，只有乃莉有权决定，别人不能用自己的价值标准，强迫乃莉接受。如果生命和信仰两者只能取其一，那么，只有她自己来决定，要生命还是要信仰。如果允许别人强迫她接受他人的判断，那么，宗教信仰的自由就岌岌可危。

    可是，真的面临人命关天的时刻，耶和华见证会信徒拒绝输血的宗教信念到底是不是重于挽救他们的生命，这个问题仍然折磨着必须作出决定的世界各地的医生。这不仅是一个道德问题，这更是一个法律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个两难问题还常常被推到法官面前。

    生命是宝贵的，我们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信仰也是宝贵的，人的信仰和人的自然生存状态浑然一体。没有信仰的生命是可怜的生命。失去对自己信仰的支配，就像失去对自己生命的支配一样，正如我们所熟悉的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而在面对生命和信仰的两难处境的时候，个人怎样选择，社会怎样选择，这恐怕是一个永远的难题。

    为了人们心灵的安宁和社会的秩序，人们希望尽可能避免这种两难处境，更不要制造这种处境。对于耶和华见证会信徒拒绝输血的信念，避免这一两难处境的一个办法就是发明不输血的外科医疗技术。2001年2月21日，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大学医院为7个月大的男婴，成功地作了肝脏移植手术，在他的母亲身上取下一片肝脏组织，移植到这个肝脏坏死的孩子身上。这一手术的特殊之处是，这是一次不输血的手术，是世界上第一例不输血肝脏移植手术。这次手术成功，立即引起了法律界和宗教界的欢呼，因为这个孩子来自于信仰一种独特宗教——耶和华见证会的家庭。</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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