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生母揭示贩卖婴儿的内幕

    在美国，按传统的渠道向办理收养的事务机构登记要收养孩子，在年龄上有不得超过40岁的限制，而且想收养孩子的人非常多，往往要等上三五年的时间，因此现在很多人通过在报纸登广告的方式收养小孩。

    美国承办收养案件律师学会的主席希尔说，这种私自撮合的收养方式，收养孩子的家庭可以有较多的选择，比较有自主的力量，而不是只能束手待等。

    但美国收养事务委员会等机构则认为私自收养的方式，尤其是通过报纸广告的方式，是很危险的一种趋势，无异把小孩子当成一件商品，使得收养小孩的观念由为小孩子的幸福着想，转变成仅仅就是为自己找到一个孩子而已。

    爱伦是一个乖巧，聪明的女孩子，5岁的时候，她第一次听到父母说，她和姐姐米切尔都是被领养的孩子。她没有向母亲打听究竟，因为母亲对此显然十分紧张，她不忍伤母亲那颗疼爱她们的心。但是在她幼小的心灵里，一直有这样一个愿望：找到自己的亲生父母，看看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1982年，爱伦的养母死于癌症。22岁的爱伦产生了一股强烈的冲动，想知道自己到底来自何方，她的生身父母是谁，他们为什么要抛弃她而现在又生活得怎么样……她不愿让自己的生命缺失那重要的一环。她想寻找自己的“根”。在简的追问下，养父沃尔兹跟她讲了整个经过。

    当年，在爱伦的养母丧失了生育能力后，他们决定领养一个孩子。夫妇俩从俄亥俄州驱车前往佐治亚州的麦克凯斯维尔小镇，找到了简·约翰大夫。在三年时间里，他们去了两次，第一次以800美元的代价领回米切尔，第二次付了1000美元领回了爱伦。

    从这一天起，爱伦开始了她漫长的寻找生身父母的道路，在一开始，爱伦并没有把自己的身世和犯罪联系起来，她只是想寻找她的生身父母。她仔细回想了养父所说的话，试图从中找到一点线索。

    简·约翰大夫开列的条件是：不能预订性别；必须在他通知后的24小时内赶到，否则孩子就可能给别人了。当沃尔兹夫妇在1961年首次领养米切尔时，简·约翰小心翼翼地把一个婴儿抱进了另一间房。沃尔兹被领进那间房，赫然发现太太正躺在床上用奶瓶喂孩子，就像她刚刚生了这婴儿。而后来他们去抱养爱伦时，简·约翰大夫却显得十分仓促，并说这也许是最后一次了。他匆匆地将爱伦从门诊室的后门抱了出来，一手交人，一手收钱。

    为了弄清楚事情的真相，1988年，爱伦在丈夫的陪伴下初次来到麦镇。不过这一次她毫无收获。时隔不久，她又来到麦镇，要求法院让她看一看自己的出生证，并询问任何一个可能知道简·约翰大夫和诊所的人。只要看到年长者，她就会迫不及待地迎上去问：“我出生在简·约翰诊所，你还记得它吗？”

    但是，奇怪的是人们对她的提问总是报之以怀疑、淡漠或者惊异的目光，甚至有人劝诫她不要再追查此事。

    经过不懈地努力，爱伦终于找到了一些关于简·约翰大夫的线索，40岁时，简·约翰在田纳西州被吊销行医执照，从而迁至佐治亚州。由于非法出售禁药，他曾被捕入狱。在麦镇法院的地下室，爱伦找到了一个布满灰尘的卷宗。里面记录着简·约翰曾由于非法堕胎而再次被佐治亚州吊销了行医执照，还有简·约翰被疑为某社会组织的成员，但是因为没有证据，最后不了了之。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了。事情没有什么新进展。这个小镇，仍然跟爱伦初来时一般神秘。历经千辛万苦，爱伦终于找到了一位曾为简·约翰工作过的老妇人。在爱伦不断地恳求下，这位妇人透露了一些情况。简·约翰诊所的孕妇，绝大多数都是临盆前几日到来，但也有一些提前好几个月就来了，对这些孕妇，简·约翰会给点钱让她们买新衣服。

    1993年，爱伦在早已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麦镇法院漫步时，她碰到了当地新任的女法官琳达。爱伦给她带来了出生证的复印件。看着琳达法官和蔼的笑容，爱伦抱着一线希望讲了自己几年来所做的努力。

    琳达被她的故事震撼了。而且爱伦确实有证据：出生证上的生身父母一栏填的竟是养父母的名字。这足以证明那张出生证是假的。琳达决定帮助爱伦。她答应爱伦，以后不论谁到法院想查证与简·约翰诊所有关的问题，只要该人同意，她就会立即跟爱伦联络。

    出乎琳达意料，竟然有不少人来电查询出生问题。琳达干脆将麦镇所有的出生证都核查了一遍，发现了大约50张出生证注明父母是外州的——而这些出生证都出自简·约翰诊所！琳达不得不怀疑：有什么理由让这些人不顾舟车劳顿跑到这个小镇来生孩子？

    与此同时，爱伦也与另外那些查询者取得了联系。他们都有着类似的经历，爱伦就像是找到了一个大家庭。

    爱伦决心把问题弄个水落石出。她要向全世界公开她的伤痛，呼吁所有的“希克斯婴儿”站出来，一起努力揭开事情的真相。

    1997年5月11日，报纸第一次登出了爱伦的故事，标题是“被卖孩子寻求真相”。爱伦一整天都守在电话机旁，等候着电话。但没有。到了晚上，爱伦绝望了。她把自己交了出去，却没有人愿意帮她。爱伦感到崩溃，痛哭起来。

    但几个星期内，爱伦和琳达法官接到了大约300个电话。有些电话是与简·约翰无关的，甚至还有几个是求婚电话；有些电话则是恐吓她们不要再追究下去，否则后果自负。也有的人在电话里装神弄鬼，声称能帮她们找到所需的资料。

    爱伦被这些电话搞得不知所措。这时她得到法院许可，打开简·约翰所建但未能使用的一处墓穴。8月，她们在锁匠的帮助下打开了墓穴。可里面空空如也。

    一个好消息宽慰了沮丧的爱伦。命名为“沉默的遗产”的“简·约翰婴儿登记中心”成立了，负责记录与简·约翰有关的所有信息。几个月内，她们已经找到了34个“简·约翰婴儿”和4个可能的生母。其中2个母亲透露，当时简·约翰告诉她们说孩子一生下来就死了。

    中心将这几位母亲的dna与那些“简·约翰婴儿”进行对比试验。夏天，终于发现了第一对母子，57岁的迪罗丽丝找到了她魂牵梦绕的儿子。

    1962年，22岁的迪罗丽丝在怀孕四个半月时与丈夫离异。她不想要这个孩子，但当时堕胎是非法的。后来她从朋友处打听到简·约翰诊所的地址。到那儿之后，简·约翰谎称现在堕胎已不可能了，但他愿帮她找到领养孩子的人家，迪罗丽丝非常伤怀，但觉得别无选择。1990年，她唯一的女儿在车祸中丧生。迪罗丽丝怀着悲痛，想起了曾被自己遗弃的儿子。“沉默的遗产”成立后，她马上与之取得了联系。“如果没有这个中心，我一辈子都不会见到我的亲生儿子了。”迪罗丽丝悲喜交集。她的儿子补充道：“第一次，我感到生命完整了。我在她的眼睛里面看到了我自己。”

    1997年底，扑朔迷离的案件终于露出了真相，一个男子因为贩卖毒品而被捕，在审讯中，他交代，20多年前他曾是一个黑社会组织的成员，他们主要干一些贩卖儿童、出售毒品的勾当，而简·约翰则是这个组织的重要成员之一，他利用诊所，哄骗那些怀孕但不想要孩子的妇女，说她们已经无法堕胎，但是他却可以为她们的婴儿找个好人家。而组织里的其他成员则寻找一些想收养孩子的人家，并以高价把这些婴儿卖给他们。

    罪犯已经死去，犯罪团伙也早已解散，但是爱伦和其他人却得到了真相，他们现在想要的，是找到自己真正的亲生父母……</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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