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不得不面对的黑色梦魇：种族和移民 (2)

    伤心之旅

    安德鲁·杰克逊担任美国总统期间，美国政府对西部边境上的印第安部落采取了强制迁徙的政策。首当其冲的印第安人当中有居住在乔治亚的切诺基人。183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杰克逊提出的《强迫印第安人迁移法》。该法案用50万美元的代价换取了包括切诺基部落在内的印第安人的土地。切诺基人当然不愿意放弃自己祖祖辈辈休养生息的家园。他们派出代表，向美国的最高法院起诉乔治亚州政府，提出切诺基这种被美国联邦政府承认的“主权国家”不受乔治亚州政府的管辖。最高法院的首席法官乔治·马歇尔虽然承认切诺基人自治的权力，却拒绝将切诺基当成主权国家对待。根据马歇尔的定义，印第安部落是美国联邦政府下属的自治领地。但是杰克逊总统偏袒乔治亚州政府和那些无法无天的白人边民，拒绝出面主持公道。印第安人进行了勇敢的抗争。他们选派了最雄辩的代表出席最高法院的听证，公开捍卫自己的生存权利：“你们叫我们放弃狩猎和战争，我们照办了；你们叫我们建立共和政府，我们照办了；你们叫我们开荒种地，使用机械，我们也照办了；你们叫我们放弃自己的宗教传统，信奉你们的神，我们同样照办了……我们所要求的只是对我们世世代代休养生息的土地的所有权。”当切诺基人的代表恳求杰克逊总统为他们作主时，这位粗俗的总统冷冰冰地说：“我对你们是友好的，但是你们的惟一出路就是放弃自己的家园，到西部去定居。”一部分切诺基人认识到保卫家园没有出路，接受了杰克逊签署的《印第安迁移法案》，另一些切诺基人决心抗争到底。可是白人如狼似虎地闯进了他们的领地，最后，7千名联邦政府的士兵把剩下的切诺基人强行集中起来。1838年的秋天，切诺基人扶老携幼，被迫踏上了前往俄克拉荷马的“伤心之旅”(trail of tears)。

    多数人的暴政

    法国作家托克维尔就美国19世纪“多数人的暴毡的做法作了一番议论：“当一个人或一个党在美国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时，你想他或她能向谁去诉苦呢?向舆论吗?舆论是多数制造的。向立法机构吗?立法机构代表着多数，并且盲从多数。向行政当局吗?行政长官是由多数选任的，是多数百依百顺的工具。向公安机关吗?警察不过是多数掌握的军队。向陪审团吗?陪审团就是拥有宣判权利的多数，而且在某些州，连法官都是多数选派的。因此，不管你所告发的事情是如何的不可争议和荒唐，你还得照样服从。”“在今天的美国……没有防范暴政的保证措施，而要解释美国政府所以能够宽容待人的原因，与其到美国的法律中去找，莫如到它的地理位置和民情中去找。”

    印第安人迁移的结果，不仅使白人获得乔治亚的大片土地，而且为他们敞开了俄亥俄河谷的大门。在联邦部队的押解下奉命迁居的切诺基等印第安部落辗转千里，历时十个月，到达政府指定的地点。一路上他们风餐露宿，忍饥挨饿。许多老弱妇孺禁不起劳累，染上疾病，死在途中。这次“伤心之旅”，共使切诺基印第安部落损失了1/4的人口。自此以后，再没有其他任何一个印第安部落敢为自己的存在求助美国法律的保护了。切诺基印第安人的遭遇印证了著名的回顾美国对印第安人征服的前前后后，最使人震惊的似乎还不是白人对印第安人的暴力之频繁、所采用的手段之残酷，而在于他们在施用暴力时的思维模式和宣传方式。

    在对印第安人的态度方面，美国人同殖民地早期的英国移民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他们的共同之处是种族、文化、宗教上的优越感，对物质财富极端的贪欲、对弱小民族极端的冷酷和在言行上极端的伪善。这使他们不仅能为所欲为地横行霸道，而且使他们做尽坏事之后还能心安理得。例如，1847年《纽约先迁》的评论员文章这样来讨论印第安人的处境和出路：“印第安人的艺术、战争、邦交、住所、工艺、财产、贸易以及享受方式都处于最落后的发展阶段……这样的人冥顽不化，活该消亡。神把大地赏赐给开发它的人们，任何违背主的意志的努力都是徒劳的。”在这样的政治气氛中，印第安人的存在本身就成为所谓的“印第安问题”。事实上，在美国的边疆地区，印第安问题从来都是用暴力手段来解决，杀害印第安人是很受白人欢迎的事。这种暴力常常出于白人经济上的需要。白人方面的解释是，印第安人面临饥荒，他们为了生存，就会捕杀白人的牲口。白人不能白白用他们的牲口来养活印第安人。因此，除非政府把印第安人都养起来，否则白人农民就必须彻底消灭他们。

    在加州的威维尔镇(weavenrille)附近，全副武装的白人暴徒屠杀了153个印第安人，就因为某个或某些印第安人杀了一个白人的五头牛!在西部地区，杀害印第安人甚至成为白人的一种消遣和挣钱的方式、一种人们在闲着没事干的季节的可靠的、由政府资助的勾当。1793年，辛辛那提的一家报纸在一份公告里悬赏捕杀印第安人：谁要是杀了一个印第安人，就可以从报社老板那里领到168美元的赏金。1850～1859年间，联邦政府为加利福尼亚政府剿杀印第安人的白人提供了将近100万美元的资助。一个加利福尼亚白人后来供认，1856～1860年间，他那里的白人居民每周外出两三次，寻找和捕杀印第安人。平均每次出击都要干掉五六十个印第安人。在通常情况下，连老弱妇孺都不肯放过。以加利福尼亚为例，1848年的淘金热开始之前，这里有15万印第安人，到1870年，这个州的印第安人仅剩3万人。西部的其他州的情况与这里大同小异。

    基督教的一个本质

    历史上以基督为名的暴行也不胜枚举，白人对印第安人的所有征服及其所伴随的暴力都是在文明和基督的旗帜下进行的。基督教义具有绝对性和排他性。基督教里的神是万物的创造者、是宇宙里至高无上的权停基督徒相信，只有对神保持绝对的崇拜，全身心地侍奉神，他们才能获得拯救和永生。所以凡是反对神的人就是基督徒的敌人，凡是不信神的人就是异端。《圣经》里就记载有不少暴力征服的故事。自罗马帝国以来，欧洲人相继皈依基督教，教廷权力不断扩张，到中世纪时期竟成为西方社会至高无上的权力中心。但也就是这一时期，欧洲人借助宗教的名义对穆斯林世界进行了血腥的十字军东征。16～17世纪宗教改革时期，天主教会和新教势力互相指责，互相戕害，内战、外战打了一百多年，打得白骨成山，血流成河，就是为了争个“正统”。所以启蒙时期的思想家对教会和宗教战争双方的狭隘和残忍深恶痛绝。

    德国哲学家费尔巴哈指出，基督教“信仰包含有一个凶恶的本质。基督教式的信仰是基督教的迫害异端与处决异端者之至高无上的根据。……在信仰看来，一切物质基础都是对上帝的信仰——信仰是绝对的义务，而那些对人应该尽的义务却只是派生的、从属的义务。这样，不信者乃是……理应歼灭的主体。凡是否定上帝的东西，本身也就必须被否定。最高的犯罪，就是冒犯上帝的尊严。在信仰看来，上帝是一位人格式的、最最人格式的、最最不可冒犯、最最有权有势的存在者。”了解这一点，我们就不难理解白人为什么在霸占印第安人的土地时那么心安理得，在对付拒不皈依白人宗教的印第安人会那么残酷无情。清教徒的领袖约翰·温斯洛普宣称：“印第安人充其量只对他们已占有的或有条件改良的土地拥有自然的权利……至于这个国家的其余土地，谁能够并愿意改良它，谁就可以拥有它。”在美国建国初期，基督教各派势力对印第安人的态度充分体现了绝对的宗教信仰这种绝对矛盾的现象。宗教信仰构成了美国人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不仅为他们提供了精神上的寄托，而且为一些本来非常复杂的伦理问题提供了非常简明的答案，为他们对异类实施暴力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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