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美国大兵要把守全球(3)

    ·无赖国家的流氓行为：美国违禁武器使用罪行

    贫铀炸弹——次核武器

    放射性贫铀，是在核反应堆和核武器生产浓缩燃料时产生的副产品，用于制造诸如坦克弹药筒、炸弹、火箭、导弹之类的武器装备。放射性贫铀比钢的密度还大，装上了它的弹壳可以贯穿最强的坦克装甲。但是就像所有的重金属，放射性贫铀具有放射性，在化学上是有毒的。在与某一个目标激烈冲撞后，放射性贫铀会汽化成细微的雾状颗粒，可以被肺、肾或身体的其他部位吸入或吸收，并沉淀在器官内导致肺癌、骨癌、肾病、遗传疾病和其他严重的医学问题。如果人们被放射性贫铀散片击中，有些放射性金属块会嵌入他们的身体。原子科学家说，因为放射性贫铀与地面相撞，或因其引发的大火和爆炸，而撒在空中的放射性贫铀颗粒可以顺风被吹至25英里甚至更远的地方。

    海湾战争中，无数的伊拉克人和美国士兵吸入了这一致命的放射性贫铀尘粒，这些都是美国飞机和坦克发射的上万枚放射性贫铀弹的产物。对“沙漠盾牌”和“沙漠风暴”联盟行动进行的一项研究显示：患有神秘疾病的10051名海湾战争老兵中，有82％的人曾经进入被俘获的敌军车辆当中，而这些车辆正是放射性贫铀武器的主要袭击目标。

    1991年，英国原子能管理局的一份报告警告说，有足够的放射性贫铀和有毒橡胶遗留在了科威特和伊拉克南部，这些会使当地人患癌症比例上升，而最终导致50万人死亡。放射性贫铀留在那里，处于各种碎末的状态，而且有可能被人误用，其表层的放射性则将会永远保留下去。此外，如果放射性贫铀进入食物链或是水中，其可能引发的健康问题将会严重识。

    1995年，伊拉克卫生官员警告，有一些罕见的和未知的疾病大幅增加，在儿童中情况更严重。他们还向联合国递交了一份有关事态的研究报告，增加的疾病当中主要有白血病、肿瘤类疾病、肺癌、消化系统癌症、晚期流产、先天性疾病，以及胎儿畸形，如无脑畸形儿(没有大脑)、手指脚趾连体，与在海湾战争退伍老兵们中发现的疾病有相似之处。国际红十字会的奥地利籍主席西格瓦特·岗特医生声称，这些疾病都有一个重要的共同原因：盟军在轰炸伊拉克时使用了放射性贫铀弹。1999年科索沃战争之后，这些放射性贫铀弹粉末就在南斯拉夫的土壤、地下水、空气以及南斯拉夫人的肺里。

    集束炸弹

    集束炸弹是不分辨目标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从飞机上抛出后会在半空中炸开，分散成200个甚至更多的苏打罐头大小的“小炸弹”；然后小炸弹爆炸，高速射出上百锯齿状的钢散榴弹碎片，能够散布到极大范围的地区。集束炸弹曾被描述为“可以发散助燃材料，引起大火，或是熔化的金属块以穿透坦克和其他装甲，或者发散出可以轻易划开l/4英寸厚的盘子——或者撕裂人肉和骨头的散榴弹。”人权运动和反地雷活动的人士 已经要求将之明确纳入日内瓦公约的禁用武器之列。

    根据美国国防部的数据，美国战斗机1999年往南斯拉夫境内扔下了1100枚集束炸弹，每一枚携带有202颗小炸弹。因此，有222200个这样的武器被抛在这片土地上。据称，这些炸弹中有5％没有爆炸(还有其他报告说，未爆炸率为10％至30％)，这就意味着有大约11110颗集束炸弹还没有爆炸。一旦接触就会被椰，实际上也就成了地雷。未爆炸的小炸弹甚至比一般的地雷引起人们更多的关注，因为特别是小孩会被这些彩色的带有降落伞的装置吸引。地雷一般在或多或少预计得到的地方出现，而未爆的小炸弹则有可能出现在家里的后院、学校的操场和其他任何地方。此外，设置的地雷一般都有迹可循或者在地图上有规划标记。而未爆的集束炸弹则不是如此。有些集束炸弹被设计成经过一段时间后自动爆炸，但散落在南斯拉夫的是不是这一类型，并没有报道说明。

    在南斯拉夫，轰炸时遗留下来的束爆炸弹的影响还波及到了边界以外的地区。战争结束两个月之后，北约的扫雷专家在亚得里亚海中发现了161颗炸弹装置，其中包括97枚小炸弹。这些炸弹装置导致了意大利渔民的死伤，并且使他们中大多数人一年的劳动成果化为乌有。亚得里亚海被禁止捕鱼，以使扫雷专家能发现更多的炸弹。此外，游客们也放弃了亚得里亚海岸的夏日沙滩，因为他们害怕遇到未爆炸的炸弹。

    这种“未爆炸的军火”并不是在南斯拉夫首先被使用。在1965年至1973年，美国大规模地毯式轰炸结束后，仍然在杀死并杀伤老挝人民。据统计，美国扔下的200万吨炸弹中有30％没有爆炸，目前为止共发生了11000起事故。越南和柬埔寨的人民也遭受着同样的危险。波斯湾人民更是如此。一份人权观察的1999年度报告指出，估计有2400万到3000万枚小炸弹在海湾战争当中被扔下，其中有120万到150万枚未爆炸。这些炸弹目前为止共导致1220名科威特人和400名伊拉克平民死亡。

    与此同时，五角大楼还正在研发更好更新的集束炸弹——具有更高的科技含量，具有热寻的功能，能散出更多热量的散弹，具有更强大的致命性——一种适合新千年的集束炸弹。

    生物化学武器

    有毒气体和细菌武器将人类文明颠倒过来。现代神经毒气弹变成了针对人的杀虫剂。生化战争是“公众健康被有意破坏”。美国使用生物、化学武器的恶行更是罪迹斑斑。

    在1952年初，朝鲜战争期间(1950年至1953年)，美国在韩国和中国东北扔下了大量细菌、昆虫、羽毛、腐烂的动物和鱼的肢体，以及其他许多携带病菌的奇怪的物体。大量平民因为瘟疫、炭疽热、脑炎导致生病或迅速死亡。从故意携带致命货物的飞机上俘获了一些美国飞行员，这些飞行员们提供了大量的关于整个行动的细节：炸弹的种类、扔下的其他容器、昆虫的种类，以及它们所携带的病菌等等。这些被指证的细菌炸弹和昆虫的照片也被公开出版发行。接着，同年8月份，一个“国际科学委员会”被任命，由来自瑞典、法国、英国、意大利、巴西和苏联的科学家们组成。在对中国进行为期两个多月的调查后，该委员会递交了一份大约600页的报告，其中还有许多图片，得出以下结论：“韩国和中国的人民的确成了生化武器攻击的目标。这些都是由美国的武装部队执行的，他们为此目的采用了大量的不同方法。”

    20世纪60年代，美国在越南(以及老挝和柬埔寨的部分地区)的300万亩土地上，喷洒了上万吨的齿剂，以清郴抵抗者用作掩护的植被，并破坏其庄稼。齿剂，特别是被广泛运用的橙桔制剂，这种污染几乎无法恢复，被看作是世界上最大的有毒物质污染事件之一。这种齿剂的毒性与神经毒气一样厉害，极易致癌，所引起的其他相关健康的影响还包括新陈代谢失调、免疫系统失常、生殖功能失常，以及神经心理紊乱。在越南有200万人受到这些有毒制剂的影响(另外还有上千名美国士兵)。据报道，在被橙桔制剂影响的地区，人的先天性疾病发病率增高。越南政府估计，各种化学药物已经导致50万名儿童患有先天性疾病，虽然这些没有文件纪录。美国政府没有为这些对越南人民的健康伤害而向越南人民或政府支付任何赔偿。

    此外，美队还采用cs、dm以及cn毒气，而华盛顿官员坚持这些不属于“毒气战”。他们设计这些毒气作为“暴力控制”的武器。军方将cs毒气——一种导致无法控制的呕吐的剧烈泻药灌进越南人藏身的隧道和洞穴中，导致许多越共成员在狭窄的空间内呕吐窒息致死。国际红十字会北越分会和其他国际消息来源报道说．这些毒气导致了无数妇女和儿童的死亡，以及一些诸如眼球受损、面部起泡、皮肤灼伤腐烂的伤害。前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塞雷斯·万斯承认，美军还使用了氰化物和砒霜。美国在越南使用的其他有害化学物质还有凝固汽油和萘火焰喷射器。

    1970年9月，驻老挝的美队，在一次名为“台风”的行动中，使用了雾状的沙林神经毒气(也被称为cbu—15或gb)，以准备进入并袭击一个老挝的作为军队基地的村庄，目标是杀死一些据说在那里的美国叛变军人。该次行动成功地杀死了一百多人，其中既有军人又有平民，而且至少两名美国人因此遇难。

    沙林，一种20世纪30年代在德国研制成功的毒气，可以在几分钟内杀死吸入该气体的人。在皮肤上滴一小滴也会产生同样的效果；它甚至可以穿透一般的衣物。沙林的作用机理是抑制一种控制肌肉运动所需要的酶而产生毒性。没有这种酶，人体就无法控制肌肉的活动，这对的摧残是极为恐怖的。

    把别国人民作为生化武器试验品

    从20世纪40年代到90年代，美国把巴拿马的各个地区用作各种化学武器，包括芥子毒气、vx、沙林、含氢氰化物，以及其他装置在地雷、火箭和弹壳内的神经武器的试验场所；可能总共使用了上万吨的化学弹药。当美队在1999年末离开巴拿马时，他们留下许多带有化学武器和传统武器的剩余物质，其中包括无数从空中掉下的没有椰的化学武器。自从1979年以来．已经有21名巴拿马人死于未爆炸的传统武器而导致的事故。

    1977年，登革热病的传播席卷了古巴岛。由于吸血的昆虫，通常是蚊子传播，这种病毒产生严重的流行性感冒症状，而且伴随使人丧失能力的疼痛。在1981年5月到10月间，在古巴发现了30多万例这种病，其中有158人死亡，当中101人是15岁以下的儿童。解密的文件显示，在1956年和1958年，美国在佐治亚州和佛罗里达释放了成群的经过特殊培养的蚊子，以观察携带疾病的昆虫在生物战争中是否能成为武器。为这次试验培养的蚊子正是携带登革热和其他疾病的那种蚊子。1967年，《科学》杂志报道，位于马里兰州的德利克堡的美国政府研究中心里，登革热属于那些“至少是大量研究的疾病之一，而且似乎属于那些被看作可能的生物战争的制剂”。

    1996年10月21日，天气晴朗，一名飞越马坦撒省的古巴飞行员观察到一架飞机大约分七次释放出一种雾状物质。后来发现这是一架美国国务院的执行美国农作物除尘任务的飞机。它得到允许飞越古巴，经过达凯门岛抵达哥伦比亚。12月18日，古巴发现牧草虫灾害的首溃象，这是在古巴从未发现过的一种吃草昆虫，几乎毁坏了所有庄稼，并对好几种杀虫药有抗药作用。古巴要求美国澄清10月21日事迹几周以后，美国才回答说，美国国务院的飞行员只是释放了一种烟雾，目的是想要向古巴飞行员指出他的位置。就在这个时候，牧草虫灾害已经迅速扩散，影响到玉米、大豆、南瓜、黄瓜及其它庄稼。在回答一次调查质询时，联邦航空总局申明，释放烟雾来指明位置“不是联邦航空总局的惯例”，而且它也“从未听说过有要求这种做法的惯例”。

    1997年4月，古巴向联合国递交了一份报告，指控美国犯有“生物侵略”的罪行，并提供了一份对1996事件及之后引起的争议的详细描述。8月，生物武器大会的签署国在日内瓦召集会议，讨论古巴的有关指控和华盛顿的答复。12月，委员会提交报告说，由于这一事件的“技术复杂性”，而不能得出一个确定的结论，在那之后，这一事件没有任何新的进展。有关美国针对古巴的生化战争的全部内容，将永远不得而知。事实上，在几年时间内，卡斯特罗政府已经指责过美国应对好几起影响动物和庄稼的其他瘟疫事件负责。1977年，新公开的中情局文件揭露说，中情局“在60年代展开了一些秘密的破坏农作物的战争研究项目，这些项目以全世界许多国家为目标”。

    教会别人使用生化武器

    此外，美国还怂恿别国使用生化武器。1969年有报道说，美方多年以来一直致力于指导外国专家进行化学和生物战争。总共有来自35个国家的550名外国人，包括埃及人、以色列人、伊拉克人、约旦人、黎巴嫩人、沙特阿拉伯人、南斯拉夫人和南越人，在阿拉巴马的麦克莱伦堡的化学军事学院上课。

    据说埃及专家使用了他们学来的美国新技术，来帮助计划1967年针对也门的毒气攻击。国际红十字会证实，埃及飞行员在也门上空从飞机上扔下了毒气罐。之后，美国国防情报机构也证实了这一点，有大约150名村民呕吐窒息、咳嗽、流血死亡。

    根据美国参议院委员会1994年的报告：至少从1985年起，直到1989年，美国的供应商出口一系列可证实是用来酝酿罪恶的生物原料到伊拉克，这获得了美国商业部的批准和许可执照。这些经常制造慢性痛苦死亡的材料包括：蛹状杆菌，导致炭疽热；梭状肉毒杆菌，用来制造肉毒菌毒药；组织疱浆根菌，引起一种袭击肺部、脑部、脊髓和心脏的疾病；布鲁士梅利菌，一种损害主要器官的细菌；梭利菌，一种导致系统疾病的带有剧毒的细菌；梭利破伤风菌，一种剧毒素。还有e颗粒，一种基因原料，构建人类和细菌的dna。其他好几十种病原生物制剂在80年代被运送到伊拉克。参议院的报告指出“这些生物原料未稀释或减弱，并且能繁殖。”委员会还说，“这些美国出口的微生物和联合国监察员在伊拉克生物战争项目中找到并销毁的物质是一样的。”报告进一步指出，美国向伊拉克的出口还包括化学制剂初期粒子，化学和生物战争生产设施的相关计划，以及化学弹头填充设备。这些出口至少持续到1989年11月28日，尽管事实上已经有报道说，伊拉克自从80年代早期就在进行化学战试验，而且可能还有生物战，以对抗伊朗、库尔德人和什叶派教徒，这都是两伊战争的一部分。伊拉克使用这些武器反对伊朗正是华盛顿所希望发生的。

    1998年真相和和解委员会上的证词表明，美国鼓励南非的种族隔离政权发展化学和生物战争项目，而这一项目以这个国家的黑人群众为目标。乌特·巴森博士，他是从1981年起就负责这一项目的南非将军，在他与美国威廉·奥格森上将的会谈纪录中证实，“他(奥格森)觉得化学战争是一个理想的战略武器，因为基础设施和设备都得以保存，只有活人被杀死。非洲的温暖气候对使用这种类型的武器非常理想，因为在这种气候下，毒气更容易散发，目标人群因为出汗和血液流动加速，都有利于提高吸收效率。” 南非的化学和生物战争项目确实在大量与美国项目配合的工程中起了作用：用黑人士兵作试验，药物用的是豚鼠；开发一种导致心脏病的毒药，看上去很像是“自然”死亡；使用病菌来污染饮用水；大量使用毒气来麻痹并毒死南非和附近国家的反对派人士。</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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