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太平轮（5）

    事实上，每一次改朝换代，逃难潮与追击潮都是同时上演的。西晋如此，北宋如此，民国也是如此。

    从上海、广州等地，逃亡台湾，除了极少数达官显贵可以乘坐飞机，绝大多数人都是依靠轮船。眨眼之间，平地冒出了黑压压的人群，拼命地要去台湾。人多船少的矛盾，空前尖锐。怎么解决呢？现造大船，时间来不及。不是办法的办法，就是提高票价并突破额定人数。在未完稿的《基隆登岸》中，著名作家林海音写道：“我们乘的是第56航次中兴轮，从上海到基隆。买的是二等吊铺，金圆券84.5元一张，共买了四张，母亲、妹妹、我、八岁的祖焯四岁的祖美一岁半的祖丽。铺位从106到109。船票难买，捏着一把钱，至上海住了一星期，到了（1948）11月9日，才由承楹同学小贝介绍买到票，10号下午4时开船。”

    也在逃难行列的李敖回忆：“（1949年5月10日）上船那天晚上，中兴轮全轮上下，已近挤得颇有黄浦滩挤兑黄金的密度，我背着我的书，终于挤上船。当晚就睡在甲板的行李上。第二天清早，船开了，六叔赶来挥泪招手，就这样，船慢慢开出崇明岛，远处已经依稀有炮声可闻。从上海到海上，我们逃难了。”

    由此可知，逃命要紧，谁还有闲心思去管什么江亚轮不江亚轮，更何况，中国人的潜意识中，都相信菩萨会保佑自己，而遭遇海难者都是一些倒霉蛋。

    太平轮一票难求

    从1948年底，国民党政权就开始着手做“经营”台湾的准备工作。各省、各种职业、各个阶层的赴台人数直线上升。仅仅是根据基隆、高雄两个港口的统计，1948年，抵台人数是138544人；到了1949年，几乎翻了一番，达到224240人。高峰时，每天往来于上海、舟山群岛、温州、广州、福州和厦门等地与基隆之间的客轮，来回穿梭，最高时达到55艘，太平轮、中兴轮都是其中的“主力队员”。

    尽管加入上海与基隆之间营运的客轮日益增加，却无法满足人们的需要，出现了一票难求的现象，“黄牛党”应运而生，“黄牛票”水涨船高，是正常票价的数倍，但还是供不应求，一抢而空。超载成为客轮的常态。

    江亚轮海难发生后，上海市长吴国桢下令：“查轮船载客额限制例禁甚严，近以日久废弛，主管者不加干涉，航轮这边唯利是图，不顾旅客生命安全，演成巨祸。”

    但是，船运公司唯利是图，旅客争先恐后，这些政令不过是废纸一张，没有几个傻瓜愿意执行。放着大把的钞票不挣，傻吗？

    太平轮属于客货两用，船上的客舱分为特等、二等、三等（无一等）多级舱位，可供应有效船票508张。而要平价买到一张船票，很难很难。想搭末班船的人太多，从中午开始，黄浦滩码头就“一片黑压压的人潮”。上海有钱人从市中心开车过来，皮箱装满银元，身上绑满金条，登船之后，轿车就不要了，丢弃的汽车从码头一路排到了市区，谁捡到归谁。

    那一年，叶伦明28岁，他祖籍福州，生在日本熊本市，祖母是日本人。长在上海，专做皮毛生意。4年前，他按照父亲的意愿，回福州娶了一名同乡女子，后来，携妻子迁居台北，他自己则上海、台北来回跑，倒腾一些皮毛，赚钱养家。在上海，他与父亲一起住在鸭绿江路。

    1949年1月，为了赶回台湾与妻子团聚，他提前好长时间排队订票，在开船前5天，终于买到了一张三等舱通铺票。上船时，他只身背着20磅左右（相当于9公斤）的羊毛，登上了太平轮。看到黑压压的排队人群，他深感幸运。</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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