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二元权力困局——郅都折翼（8）

    离开长安的刘荣，回到自己江陵的封国。也许是纨绔子弟的少不更事，也许是继承了母亲低下的情商，他在临江国营造宫殿，竟然大胆占用了太宗皇帝也就是他的祖父文帝的宗庙中的土地。

    本朝以孝治天下，故而皇家极为重视对先祖的祭祀，但透过这公开的说辞背后，实际另有隐情。

    高帝十年（前197）八月，太上皇死后不久，朝廷诏令天下异姓、同姓诸侯王，在各自国都为太上皇立庙祭祀。此一政策就当时而言，更多是针对异姓诸侯王，借以树立天子威严而消除其反叛意图，维护刘姓一统江山{13}。出于同样的考虑，文帝、景帝继续这一政策。元年（前157）冬十月，景帝在登基之始即下诏，“郡国诸侯宜各为孝文皇帝立太宗之庙。诸侯王、列侯使者侍祠天子所献祖宗之庙”。

    刘荣侵占的正是临江国为文帝所立的太宗之庙，祖父的在天之灵是否恼怒刘荣肯定不得而知，但是尚在人间的父亲异常震怒。景帝诏令刘荣即刻启程，赴长安中尉府说明情况。

    暂且不必理会刘荣如何战战兢兢，接获审讯任务的中尉郅都必定心生疑虑，景帝的做法并不符合司法程序。

    帝国最高司法官吏乃是廷尉，同姓诸侯王归属负责皇族和外戚事务的宗正管理，重大案件一般又需要丞相等最高一级的官吏会同审理。文帝六年（前174）淮南王刘长谋反一案，即是由丞相张苍、典客冯敬、代理御史大夫的宗正刘逸、廷尉贺、备盗贼中尉福等五人会同审理{14}。万无单独交由中尉处理的前例。

    郅都一定很难断定景帝到底要做什么，不过作为主管京师治安的中尉，他对帝国法律以及类似案件的审判结果肯定了然于胸，可以类比的、最接近的一个案件，就是申屠嘉弹劾晁错一案。郅都知道那是晁错在任内史的时候，为了上朝不绕远路就直接在京师宗庙的外墙上开凿出一个小门。这与刘荣的罪行不相上下，关键是景帝接到丞相申屠嘉报案后的反应，他强词夺理说内墙才属于宗庙，而晁错凿穿的外墙根本不在宗庙范围之内。丞相在事后生气地说，早知如此我就先斩后奏。这一抱怨明确透露出一个信息，要不是景帝赦免，这项罪名严格按照法律来办一定是死罪。这也正是晁错当年弄清楚的那一点，帝国法律体系的本质即在于，无论条文规定如何清晰，最终的解释权永远掌握在皇帝手中，说穿了每一次重大案件的本身和结果，都不过是皇帝意志的体现罢了。

    回到案件本身，刘荣本传中记载的事前事后的种种迹象表明，舆论同情刘荣。

    就在刘荣离开江陵封国赴京前，祭祖结束，登车准备出发，这时候车轴忽然折断，当地百姓普遍认定为凶兆。迷信说法背后暴露出来的真实信息，是当时社会舆论对刘荣赴京吉凶的判断非常悲观，如果这种判断不是空穴来风的话，有权力毁掉一个皇子的人除了景帝又会有谁？刘荣死后葬于蓝田，史载数万燕子衔土置其冢上。吝字如金的正史如此不惜笔墨编排故事，只能说明社会主流舆论认为刘荣罪不至死。刘荣死后获得“临江闵王”的谥号，一个“闵”字，将同情与怜悯溢于言表。

    置身当时的郅都，不会不清楚这些情况，他也明白自己作为帝国头号酷吏的名声。问题在于，景帝明明知道自己执法以严以重闻名，却断然将临江王一案交由，而且是单独交由中尉府审讯，这其中是否包含着什么不可明言的暗示？</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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