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胡惟庸冤案：有冤也不能喊（2）

    公元1380年正月，大臣们纷纷上书弹劾胡惟庸。

    御史中丞涂节诬告胡惟庸有谋权篡位之心。前御史中丞商嵩也弹劾胡惟庸，说他擅权。朱元璋派人彻查胡惟庸，并未查出谋反迹象，所以，先定了个“擅权植党”的罪名。不久后，又查出胡惟庸的其他罪名——勾结北元、勾结倭寇等等。案子审理整整十年，不仅查出胡惟庸的诸多罪恶，而且他的同党也暴露出来，这其中有太师李善长、大将陆仲亨、名臣宋濂等等。朱元璋是大开杀戒，受到株连而丧命的人多达三万余人。

    由此可见，所谓“云奇告变”一事，是野史学家的段子，并非历史真相。这是其一。其二，胡惟庸真的有那么多罪恶吗？

    我们知道胡惟庸担任宰相的时间，他从洪武六年开始当右丞相，到洪武十三年正月被处死，算起来总共的执政时间才六年半。如果他要谋反，势必需要一系列的安排和筹划。因为胡惟庸虽然当了宰相，可终究是一个文官，手里也没掌握兵权。如果他要造反，只有拉拢有兵权的人。他拉拢了吗？准确地说，是乘虚而入。

    朱元璋手下的武将大多是开国功臣，所以居功自傲，骄纵枉法。遭到朱元璋训斥、贬官后，怀恨在心。这就给胡惟庸提供了一个空间。他将这些人拉拢，作为自己的党羽。

    这里头有两个关键的人物，一个是吉安侯陆仲亨，一个是平凉侯费聚。他们很快和胡惟庸结成死党，胡惟庸利用他们招兵买马。这时候，胡惟庸并不是要造反，而是为应付变局所做的准备。这之后，胡惟庸还把老上司李善长拉下水，他把自己的女儿嫁给李善长的侄子李佑为妻，然后利用李佑去游说李善长。年事已高的李善长已经没办法制约胡惟庸等人，只得说，我年纪老了，你们等我死了再胡作非为吧。

    这一切说明胡惟庸具有谋反之心，但没有下定决心谋反。他的谋反之心多半在于自保，因为朱元璋对王朝内部权势显赫的王侯将相越来越猜疑，加上那些开国功臣的骄纵违法，官僚中形成各派集团，有文武大臣之间的矛盾，有淮西集团和浙东集团之间的矛盾，他们互相倾轧排挤，在朱元璋面前攻击对方。面对这份乱劲儿，朱元璋必须向曾经与他并肩作战和同甘共苦的兄弟们开刀。而官僚集团之间的相互攻击，恰恰可以为朱元璋所利用，他可以一个个地来收拾他们。

    胡惟庸当然撞在了刀口上，朱元璋以“擅权植党”的罪名杀了他。同时被杀的还有陈宁、涂节等数人。可是，单以这一条罪名，就把宰相给处死了，实在有些说不通，于是，在胡惟庸死后，案子又接着调查，又给胡惟庸加上“通倭”、“通寇”和“谋反”的罪名，并且案子不断牵连扩大。

    到了八年后，案子又有了新的突破。洪武二十一年（公元1388年）明军与北元军交战。所谓北元，就是元顺帝被赶出大都后，逃回北部草原，史称“北元”。这北元军中有一名将领叫封继，他在明军大将蓝玉北伐时被俘。据他供认，宰相胡惟庸曾经通过他与北元太子爱猷识理达腊联络，打算向北元借兵，推翻朱元璋的大明王朝。朱元璋一直不知道这件事，因为封继被押回南京后，居然被李善长给藏匿了起来。

    同年五月，封继再度被捕，招出这件事。太师李善长自然就给牵扯进去，与此同时，他的家奴卢仲谦，以及陆仲亨的家奴封帖木等人，纷纷向朱元璋告密，说李善长、陆仲享等人曾参与胡惟庸的“谋反”，是“胡党”中人。

    于是，洪武二十三年，朱元璋以“与胡惟庸交通谋反”的罪名，将李善长、陆仲亨、毛麒、赵庸、郑遇春、黄彬、费聚、金朝兴、叶昇、李伯昇、丁玉等人全部诛杀，受到株连的有三万余人，并以《昭示奸党录》布告天下。这时候的李善长已经七十七岁，朱元璋念他年纪已老，赐他自缢，而他的家属七十多口全部被诛杀。

    第二年，虞部郎中王国用上书朱元璋，为李善长辩冤。由此可见，当时人们认为李善长等人是被冤屈的。

    从根本上说，胡惟庸案的发生，来自朱元璋的猜疑和不信任。而朱元璋这种猜忌心理很早就形成了，早在农民战争期间，他就严密防范部下将领，为防止他们叛变，凡是将领出征，就把他们的妻子留在京城做人质。就这样仍不放心，还派心腹去监军。即便如此，也是防不胜防，在严酷的战争中朱元璋也确实没少经历部将谋叛的事件。咱们就说其中的两个事件，第一个——绍荣谋叛事件。

    绍荣是和朱元璋一同起事的战友，骁勇善战。至正十八年，公元1358年，绍荣和徐达一起攻克宜兴，至正十九年败张士诚军于余杭。《明通鉴》记载：“太祖自起兵，所任将帅最著者，徐达、常遇春与荣为三，而荣尤宿将善战。”因为屡立战功，绍荣被擢升为中书平章政事，地位在常遇春之上。

    可是，至正二十二年的时候，绍荣自处州平定苗军叛乱回应天，与参政赵继祖密谋击杀朱元璋，被宋国兴告发。朱元璋立即派兵搜捕了绍、赵二人，用铁链锁着，备下酒食，然后和二人一起喝酒。朱元璋问：“我与尔等同期濠梁，望事业成，共享富贵，为一代之君臣，尔如何要谋害我？”

    绍荣回答说：“我等连年出外，取讨城池，多受劳苦，不能在家与妻子相守同乐，所以举此谋。”

    赵继祖接着说：“若早为之，不见今日，猎狗在床下死，事已如此，泣何益，惟痛饮。”

    朱元璋听了以后，就把他们两人缢杀了。

    再说第二个——谢再兴谋叛事件。

    谢再兴也是朱元璋的旧将。而且，他还是朱元璋侄儿朱文正的岳父，朱元璋称他为“亲家”。

    至正二十二年，谢再兴守卫诸暨。当时，金华、处州的苗军反叛朱元璋，张士诚乘机派张士信率军进攻诸暨。谢再兴苦战二十多天，打败张士信军。这次战斗后，谢再兴派自己的心腹左总管、糜万户两人私往张士诚的占领区杭州贩卖物品，结果被朱元璋查获。朱元璋怕泄露军机，就杀了这两个人。并且把俩人的头颅悬挂到谢再兴的办事厅里，这对谢再兴来说，是一种侮辱性的警告。

    这之后，朱元璋又擅自做主把谢再兴的次女嫁给徐达。又派参军李梦庚去节制诸暨兵马，降谢再兴为副将。这让谢再兴愤怒之极，连续受辱，明摆着拿人不当人。得，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谢再兴捉了李梦庚，到绍兴去投降了张士诚的部将吕珍。

    这两起谋叛事件，对朱元璋的影响是十分深刻的。他在当皇帝之前，就考虑到如何对待功臣宿将的问题。明王朝建立后，为了使王侯将相忠于他的朱明王朝，为了预防臣僚的反叛，朱元璋采取了种种手段和措施，可是他总是不放心。因此，胡惟庸一案的发生绝不是偶然，此案的发生，既是官僚各派集团的权力斗争所致，更是朱元璋对王侯将相、昔日部将始终的不信任所致。

    朱元璋是一个只相信自己的帝王。这样的帝王，最终成为冤案的制造者，即便胡惟庸一案不是冤案，但牵连甚广，使太多无辜者都付冤屈中。</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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