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大铖入“钦定逆案”诸事考辨（2）

    阮疏上后，朝野东林党人同仇敌忾群起而攻之，最后在魏大中之子魏学濂的指控下，虽然查无实据，但刚起用为光禄卿的阮大铖，依然被以“阴行赞导”的罪名被定入“逆案”，论赎徒为民，终崇祯一朝十七年，均废斥在野。

    这就是阮大铖名列逆案的大致过程。其实撇开人品不论，阮大铖之名列“逆案”，实在是很有些冤枉的。

    阮大铖获罪闲住后，郁郁不得志，先后组建过“中江文社”、“群社”，颇曾以诗文会友。明末史学、文学家张岱在携三位友人去南京祖堂山拜访他时，就曾对他的际遇有“圆海被谤山居”之叹张岱《琅嬛文集》，《阮圆海祖堂留宿》二首之一：剧谈中夜渴，瀹茗试松萝。泉汲虎跑井，书雠豕渡河。无生释子话，孰杀郑人歌（原注：时圆海被谤山居，故为解嘲）。边警终紫虑，尊前费揣摩。，以为其名挂“逆案”实属被“谤”；而陈子龙的弟子、抗清义士夏完淳则更为直接，干脆将此称之为“奇祸”、“枉案”：

    阮圆海之意，十七年闲居草野，只欲一官，其自署门曰：无子一身轻，有官万事足。当事或以贵抚或豫抚任之，其愿大足矣，圆海原有小人之才，且阿珰亦无实指，持论太苛，酿成奇祸，不可谓非君子之过，阮之阿珰，原为枉案。十七年田野，斤斤以〔十〕七年合算一疏（指阮大铖获罪之《合计七年通内神奸疏》），为杨左之通王安呈秀之通忠贤，同为通内，遂犯君子之忌，若目以为阿珰，乌能免其反云乎。夏完淳：《续幸存录》。

    夏完淳的话说得很难听，但一针见血说出了关节所在。通内便是通内，不会因为你交结的太监人品好坏而改变其通内性质。在他看来，若是指阮大铖与魏忠贤来往是“阿珰”，那么你杨涟、左光斗等人交结王安，也一样是“阿珰”、“通内”，你又凭什么去反驳阮大铖《七年合算》一疏的指责？

    在后来崇祯十一年（1638年）的南中《防乱公揭》一案期间，陈贞慧、黄宗羲等人指控阮大铖最主要的罪状，依然继续沿用他陷害左光斗、魏大中等人一说，并引魏大中之子魏学濂之说以为言，指学濂“父兄死于怀宁（阮大铖）”冒襄：《同人集·往昔行跋》。。

    据《明史》及诸书记载，阮大铖因和魏大中争夺吏科都给事中之职，与星、左光斗、魏大中等人产生矛盾，是在天启四年春；同年六月，杨涟上书弹劾魏忠贤；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等人获罪被削职，是冬十一月。

    《阮大铖本传》记其在天启四年春争得吏科都给事中之职后，上任不到一月就辞官急归乡里，此后魏大中补入吏部，一直到杨、左诸人下狱死后，阮大铖才被复召为太常少卿至北京，上任数月旋即又去官。

    事实上，阮大铖大约在天启四年春三月前后只上任了没几天，就辞职离京返回了安徽老家。而杨、左等六君子于天启五年三月入罪，六月方全部到狱，因此阮大铖到京最早也是天启五年三月后，当在四月。也就是说，天启四年春到五年四月这至少一年的时间段内，阮大铖居家不在北京。

    天启四年六月，杨涟以二十四大罪攻魏忠贤时，东林诸君纷纷助阵，并带动朝野群起响应，至于国子监师生千余人一起声援上疏，魏忠贤的境地一度颇为危险，甚至要率数百披甲太监才敢奉天启上朝，双方一斗就是近半年，期间谁也无必胜之把握，形势极为复杂。

    在这种情况下，哪怕是身在北京的官吏们都未必看得清形势，要说阮大铖一介辞职回乡的闲人，身在安徽却参与了北京如此重大而又形势不明的朝廷争斗，并选择附应魏忠贤陷害杨、左等东林魁首，以阮大铖之心思机巧，还有当时全靠脚力的落后的通信、交通水准，此说恐怕甚难令人信服。且魏忠贤之必杀杨、左等人，实为魏、崔等人自身夙愿，盖因杨、左诸君攻杀太厉之故，说远在安徽的阮大铖于其中起了重要作用，乃至于魏大中父子死于阮大铖之手，不免过于拔高阮大铖之作用，迹近儿戏。

    而阮大铖在崇祯初获罪归乡闲住，组建“中江文社”时皖中名士一时响应，此也可见其当时阉党名声不显，当无实质性的劣迹曝光，复社名士钱秉镫亦曾加入其中，后于崇祯五年被“明末四公子”之一的方以智劝出。弘光年间，钱秉镫为躲避阮大铖对东林一脉的迫害，逃往吴江避难。钱秉镫是桐城人，其时和阮大铖来往颇多，他在《皖髯事实》中就说，在杨、左等人被害之后，“大铖方里居，虽对客不言，而眉间诩诩有伯仁由我之意，其实非大铖所能为也。”

    《明史》盖出黄宗羲弟子万斯同之底本，而独采其诩诩有伯仁由我而死之意，曰六君子死后大铖“对客栩栩自矜”，却隐去了钱氏随后“其实非大铖所能为”之解，无非是因阮大铖在崇祯初指责东林与魏氏一样通内乱国，弘光时又对东林、复社中人大加迫害，故特欲以此揣测之语重其罪，后遂为一时众口铄金之词。其实此等指证，盖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耳，实为莫须有之手法。

    阮大铖和魏大中争官产生矛盾，之后对东林诸君及魏大中口出怨愤之言，属情理之中，当是不错的；但是说他参与陷害六君子，害死魏大中云云，则实为子虚乌有之言，故崇祯初年他因《七年合算》疏被东林党群起而攻之后，也只能以“阴行赞导”这等避实就虚迹近传言之语定罪。说其为“阉党”分子云云，无非是他的求官之举或可有迹，却也是查无实据之名。是以顾诚先生说“阮大铖为人小有才，本非志节之士，这是一回事；他的列名魏忠贤逆案是否恰当又是一回事”，实为持论中正之言。</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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