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关大战和神州易手（20）

    贼骡马不下三十余万，日夜兼程，可二三百里。我兵抵京，贼已远去，逆恶不得除，财物无所获，大可惜也。今宜计道里，限时日，辎重在后，精兵在前，从蓟州、密云近京处，疾行而前，贼走则追剿，倘仍据京城，则扑灭更易。

    在洪承畴和多尔衮的计划中，原本就是要走喜峰口、墙子岭的老路线进军蓟州、密云，然后直捣北京。这是条清上下都极熟悉的老路，从一开始他们根本就没有考虑要走山海关。

    所以不管山海关在谁手里，清都一样会入关攻打北京。同时，如果没有发生吴三桂叛乱事件，山海关也仅仅只有唐通的八千人马，简直不堪一击，更构不成障碍。关于这一点，顾诚先生在《南明史》中有过这样的阐述：

    从他（李自成）下令吴三桂率部进京和派原驻畿辅地区的明朝投降总兵马科率原部一万兵马同黎玉田一道远征四川来看，证明他根本没有料到清廷利用明朝覆亡必然有分羹之心。似乎在他看来清兵在辽东的用兵和三次深入内地都是明朝的事，大顺政权从未同清军交锋，彼此无冤无仇，可以相安无事。也许是出于这种天真的考虑，他既不派大顺军主力前往山海关一带布防，又把同清军作战最有经验和实力的吴三桂部调来北京（召吴三桂本人入见是一回事，命其率部赴京又是一回事。联系到李自成命马科率部前往四川，很可能是想让吴三桂率部执行南下之类的任务），充分说明李自成对清军即将参加逐鹿中原的严峻形势毫无认识。即使不发生吴三桂叛变，仅凭唐通八千兵马也绝对抵挡不住清军的进犯。

    真想要拦住清入关，除非调取河南等地的大顺军入京畿，然后招降吴三桂后，利用他和大顺军主力一起，与清在北京一带决战。成败先不论，这还仅只是军事上的假设。事实是要拦住清入关，绝不是仅靠军事手段就可以解决问题的，政治问题更可以决定各利益集团和军事力量的忠诚度。这一点，从吴三桂和李自成在山海关大战前以及战斗过程中的政治角力就可以看出来——北京以及山海关地区的官民士绅，几乎全站在了吴三桂一方。

    同样，清在入关后，也马上进行了一系列政治举动：

    五月，辛丑，徵明前大学士冯铨，铨闻命即至。保定副将王应登向清陈七事：一曰立纲纪，二曰在贤良，三曰靖遗寇，四曰申招抚，五曰和兵民，六曰重农务，七曰惩贪婪。

    大学士冯铨、洪承畴上言：“明时旧例，凡内外文武官僚条奏，并各院部覆奏本章，皆下内阁票拟。已经批红者，仍由内阁分下六科，抄发各院部，所以防微杜渐。以后用人行政要务，乞发内院拟票，奏请裁定。”摄政王从之。 御史曹溶陈六事：一定官制，二议国用，三戢官兵，四散土寇，五广收糴，六通煤运。下所司。

    给事中刘昌陈十事：立规模，储庙算，推诚心，集群策，施实惠，定经赋，审官制，颁俸禄，明等威，重守令……顺天巡按柳寅东言：“近见陛除，凡前朝犯赃除名，流寇伪官一概录用，虽云宽大为治，然非慎加选择之道。鼎革以来，政教未敷，奸宄靡所顾忌。亟宜速定律令。”摄政王报曰：“经纶方始，治理需人，归顺官员，既经擢用，不必苛求。此后官吏犯赃，审实立斩，问刑准依明律。”顺天巡抚宋权献治平三策：一请议崇祯庙号，一禁革加派弊政，一广罗贤才。摄政王派大学士冯铨祭故明太祖及诸帝。

    七月……修政历法汤若望进所制浑天星球一床，地平日晷窥远镜各一具，及舆地屏图，并请所有应用诸历永依西洋新法推算。从之。天津总督骆养性请豁免明季加派钱粮，止征正额并火耗。睿亲王报曰：“官吏犯赃，审实论斩，前谕甚明。所启钱粮征纳每两火耗三分，正是贪婪积弊，何云旧例。况正赋尚宜酌蠲，额外岂容多取，著严行禁革，如违即以犯赃论罪。”《东华录》。

    清政权在入关后，不但马上袭用明官，连大顺官吏都一样录用，甚至在无法定核官阶时，对归顺者有意识地依照高的标准任用。并立刻组建了政府各职能部门，从官制到治安，从官吏选拔和考核，从赋税财政到运输、物资生产，从祭祀前明皇帝到厉行廉政以收服人心，甚至天文历法的制定和统一，都一应俱全。

    这一切不仅是在嘴上说说而已，而是一议既出，立刻全面实施，有未及议定条例者，就先依照明律去实施。这和大顺政权入京的政治状况，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其间差异有如天壤之别。在这一点上，不得不说清朝统治者任用范文程、洪承畴、冯铨这些名重才高的汉官以及大量原明朝高、中、低级官吏，充分利用和发挥了他们治理及运作国家机器能力的这个政策，是相当明智的。这对入关后稳定和建立清皇朝，起了极重要的作用。

    大顺和清这两股政治势力的兴亡之兆，由此一眼便知，再无需多言。

    明清换代，其中的兴盛衰亡、功过是非，绝不是抓住一个吴三桂就可以解释得了的。吴三桂虽然最后做了汉奸，但却不能因为这个原因，就否定他此前抗清的功绩和突出的个人能力，也不能因此简单地把他定为神州无复汉衣冠和大顺政权消亡的罪魁祸首。山海关之战虽然后果严重，但还没有严重到因为这一战就影响了两个政治军事集团的兴亡。吴三桂一个人还挑不起如此重大的担子，更不用说陈圆圆了。

    事实是，当时的大顺、南明、清各自采用的政治方针和各方面的策略，对最后的结果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而不是山海关之战起了决定性作用。而因为吴三桂导致神州易手这种说法，更无疑是在推卸责任，是试图让吴三桂一人去扛起江山兴亡的绝大部分责任，从而掩盖了各方的得失，使得历史和历史人物都简单化、符号化，是一种不思反省极不负责的说法。

    其实，明、清更替这一易代之变，甚至一直影响到了今日。借用一句顾诚先生的话，就是“明清之际，中国向何处去？是历史上的一个重大问题”，这句话，意味深长，使人读之无法不起敬仰之心。</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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