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林党、“阉党”和明清之际的党争（14）

    就这些当时名人名家的记叙看，阮大铖戏曲于金陵传播的盛况，确实颇有洛阳纸贵、一时无双之势。是以明末天启后昆曲的盛行，实不可抹杀其中阮大铖的一份功劳。

    不过这一来阮大铖不免风头太过，所谓木秀于林则风必摧之，于是阮大铖再次引起了东林一脉的攻杀。

    抗清义士王思任曾说阮大铖“时命偶谬，丁遇人疴，触忌招諐，渭泾倒置”。他还真是一点没说错，阮大铖确实“时命偶谬，触忌招諐”，就是归于田舍“于桃花扇影之下，顾曲辩挝”也能得罪人，《王季重十种·十错认春灯谜记序》。可说背运到家了，真怀疑他是不是入了墓库运。

    他这回招惹上的是赫赫有名的“明末四公子”中人——陈贞慧、侯方域等一大群混迹秦淮河上的风流公子哥儿，还有东林党创始人顾宪成的孙子顾杲、大儒黄宗羲、礼部员外郎周镳等朝野清流名人。

    于是就有了当时南方文人中轰动一时的“留都防乱”一案。

    四、“留都防乱”公案

    “留都防乱”公案，顾诚先生认为纯属一群风流公子哥儿之间争风吃醋所致：

    阮大铖政治上失意，借寓南京编演新戏，交结朋友，声歌自娱，这在当时的留都也是极平常的事。不料，顾杲、吴应箕、陈贞慧这批公子哥儿看得老大不顺眼，心想秦淮歌妓、莺歌燕舞乃我辈专利，阮胡子来凑什么热闹。崇祯十一年（1638）八月，他们写了一篇《留都防乱公揭》广泛征集签名，对阮大铖鸣鼓而攻之，文中充满了危言耸听的不实之词。阮大铖挂名“钦定逆案”，有口难辩，一败涂地；陈贞慧等人自以为痛打落水狗，功德无量。顾诚：《南明史》。

    对这一事件的起因，此案主要主事人之一的陈贞慧，在其《书事七则》中有一章《防乱公揭本末》记叙颇周，其曰：

    崇祯十一年戊寅，吴次尾（吴应箕）有《留都防乱》一揭，公讨阮大铖。大铖以党崔、魏案论城旦，罪暴于天下。其时气魄尚能奔走四方士，南中当事多与游，实上下其手，阴持其恫喝焉。次尾愤其附逆也，而呜驺坐舆，偃蹇如故；士大夫繾绻，争寄腹心，良心道丧。一日言于顾子方（顾杲），子方曰：“杲也不惜斧锧，为南都除此大憝。”两人先后过余，言所以。余曰：“铖罪无籍，士大夫与交通者，虽未尽不肖，特未有逆案二字提醒之，使一点破，如赘瘫粪溷，争思决之为快，未必于人心无补。”次尾灯下随削一稿，子方毅然首倡。

    以此观之，则顾老之言诚为是。

    阮大铖“借寓南京编演新戏，交结朋友，声歌自娱”，交往者虽不乏当朝名士，然亦全凭一己才气之佳，方入张岱、文震亨等人之法眼，包括史可法、范景文等人，也均是以诗会友之来往。即便在其所创作的戏曲之中，也毫无陈贞慧、吴应箕等人所说的“恫喝”嚣张之意，反是借此连连讨饶不已，陈寅恪先生曾谓其“至所著诸剧本中，《燕子笺》、《春灯谜》二曲，尤推佳作。其痛陈错认之意，情辞可悯”，此诚为实情，于此可见其人并无跋扈之迹。

    其实陈贞慧说得很清楚，四公子和吴应箕等人看不惯的不是其他什么事，乃是阮大胡子区区一个戴罪被废了多年的安徽乡下佬，跑到南京不老老实实安分守己地在家待着，却四处交游，其所作词曲畅行于各种通宵达旦之歌茵舞席上，大家竟然还非此不欢；而“流传演唱，与东嘉、中朗、汉卿、白、马并行”，又得“识者推重，谓……实得词家正宗嫡派”，阮家戏班更是冠绝当时，号称金陵第一；兼且其门庭若市，“南中当事多与游……呜驺坐舆，偃蹇如故；士大夫繾绻，争寄腹心”，风头之健一时无双。</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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