蝴蝶的翅膀——明季士风（18）

    因此心学的产生和发扬光大，除去因思想史本身发展之必然、积极的因素外，也起自并得益于当时的政治格局和形势，这两者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互动关系。

    不过宋明理学均看重《大学》、《中庸》，日日研究的重点也非事物本身，而是事物的本原，也就是“本体”，如“良知”等。因此宋明理学虽然部分观点有所不同，而王阳明初期也提倡理性的作用，亦有一定事功思想，但实质上区别并不大，并且王阳明在晚期逐渐开始倾向于虚无主义，这种哲学思想的转变以及影响，在王阳明故去之后开始达到顶峰。

    王阳明在故去前不久的嘉靖六年（1527年）九月，与门生钱德洪、王畿两人的交谈中，曾对心学做了总结式的表达，即“四有四无”说：

    四无之说，为上根人立教；四有之说，为中根以下人立教。上根之人，悟得无善无恶心体，便从无处立根基，意与知、物，皆从无生，一了百当，即本体便是工夫，易简直截，更无剩欠，顿悟之学也。中根以下之人，未尝悟得本体，未免在有善有恶上立根基，心与知、物，皆从有生，须用为善去恶工夫随处对治，使之渐渐入悟，从有以归于无，复还本体，及其成功一也。王畿：《龙溪王先生全集·天泉证道纪》卷一。

    此说指出了心学之“无”是否认客观的“物”和主观的“心”、“意”、“知”，“有”则是一种善恶道德观，而心学又有“顿悟”、“渐悟”两条修习之路，经过“无善无恶”的“顿悟”和“为善去恶”的 “渐悟”后，有亦归于无，最后达到“四无”境界。

    事实上，他的“顿悟”和“渐悟”最终着眼的都是“无”和“悟”，这种世界观和方法论恰与佛教禅宗的教理如出一辙，几可目为禅宗南、北二宗，即顿教和渐教的翻版。

    王阳明故去后，心学基本按其所说之“顿悟”和“渐悟”两条路发展。顿悟以王畿、王艮为首，渐悟则以邹守益、钱德洪等人为首，其中尤以二王的顿悟派势力为显。

    然而中国士人往往容易走极端，常常将自己尊奉的杰出人物和思想一味地绝对化、神圣化，最后宗教化，同时对持异见者习惯一棍打杀，其爱者一何可爱，憎者一何可憎，故极易最后事与愿违，正所谓持之愈力，失之愈深。

    二王在心学顿悟的道路上继续前进，他们进而认为“良知”是先天现成的，所以不需要读书明理修身养性，也无需求诸于实践，只需从心悟入，不睹不闻，不思不虑，便可以一了百当大彻大悟，破千古之疑。

    邹守益等人虽然认为“良知”需要下功夫才能修到，但其所谓功夫也不过是和佛教一样的打坐静心，或做各种冥想，以为只需虚静无欲就可悟天理、成圣人。

    这两脉都基本屏弃了实践和事功，他们这些阐释和发扬，使得心学禅宗化、宗教化程度日益严重。如果说王阳明创立了核心为“致良知”这样一门叫“心学”的学说的话，那么，王畿等人显然就是在把这门学说朝宗教方向发展。如王畿大力宣扬“良知”是“范围三教之枢”王畿：《龙溪王先生全集·三教堂记》卷一七。，王艮本人及其泰州学派虽开始曾试图致力于“百姓日用之学”，但其晚期也一样过于注重孝悌，又多造悟道、梦兆一类近似神话之说，颇类宗教狂想，学风终不免也流于空疏。其后来者至周汝登这一脉，亦一直试图融儒、佛两家于一炉。</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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