蝴蝶的翅膀——明季士风（1）

    论明清易代之变局，无法不涉及明季的士风问题。

    可明季士风又是个极为复杂和庞大的问题，除一般正史、野史之纪传外，尚涉及到思想史和社会学等诸多领域，历年来已有许多名家专著及论文谈及。余才疏学浅，也无独到之见，即使论之也不过人云亦云，只是又颇羡古人所云之微言大义，故以陋见择其末端而记之，错讹之处难免，且权为大家茶余饭后之谈资罢。

    说士风之前，先得说说“士”这个名词。

    士，最早的本义是指成年男子，至周以后逐渐演变为高于庶民的低级贵族称谓，再以后又演变为对进入宦途的知识分子等阶层的称谓。如《礼记·曲礼》说“士”的含义时道“列国之大夫，入天子之国，曰某士”，到了《汉书·食货志》时才说“学以居位曰士”，在秦汉之后，“士”才逐渐扩大为对知识分子的统称。

    由于“士”字的具体含义是逐渐演变的，是以到了近代，还因此出过个小小的掌故。

    上世纪二十年代，当时的教育总长章士钊先生谈论文言与白话之问题，在引晏婴“二桃杀三士”这一典故时，大约一时疏忽，将其解为“两个桃子杀了三个读书人”。此处“士”之原本含义，当是指高于庶民的低级贵族，而不是读书人，因为为了两个桃子死去的那三人，都是当时的勇士。

    章老先生因此被鲁迅先生重重地劈面打了一拳讽刺道：

    旧文化也实在太难解，古典也诚然太难记，而那两个旧桃子也未免太作怪：不但那时使三个读书人因此送命，到现在还使一个读书人因此出丑。鲁迅：《华盖集续编·再来一次》。此文原发表于一九二六年六月十日《莽原》半月刊第十一期。

    章士钊关于“二桃杀三士”之语，出自其发表于一九二三年八月上海《新闻报》的《评新文化运动》一文：“夫语以耳辨，徒资口谈；文以目辨，更贵成诵。则其取音之繁简连截，有其自然，不可强混。如园有桃，笔之于书，词义俱完，今曰此于语未合也，必曰园里有桃子树。二桃杀三士，谱之于诗，节奏甚美，今曰此于白话无当也，必曰两个桃子杀了三个读书人，是亦不可以已乎。”

    说起来，这个错误确实比较低级，也难怪要被鲁迅抓住了痛殴。不过章老先生的学问，我还是很景仰的，毕竟全知全能的人是不存在的，一个人精力有限，是以才有术有专攻这一说，而这小学又原本是项十分令人头大的科目，不好以此就彻底非议章老先生的学问和见识。当然，在论战的时候被人抓住破绽做了把柄，那也只好低头没话说。

    逸闻说完，继续说“士”。

    中国士人，历来重视士节。秦以前士人的理想规范有“为人当理不避难，临患忘利，遗生行义，视死如归”，“大者定天下，其次定一国”《吕氏春秋·士节》。等，其中多以天下国家为己任，出则求为帝王师，相当地理想主义。

    而那个时期的君主，也大多对士人表现出了颇多的尊重和容忍，是以孔子有所谓“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孟子则云：“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之视君如路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之视君如寇仇。”可见当时的君主和士人关系的社会准则，与后来有很大的不同。当时人认为君主和士人之间，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互动关系，这种互动是靠相互尊重来维系的，而《礼记·曲礼》中所说的“刑不上大夫”的思想和规范，则是保障士人能秉持其理想并仗节执言的一个重要条件，也是那个时期“士节”得以存在的重要基础之一。</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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