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承恩为何说王莽是孙悟空式的英雄？（5）

    陈独秀发现了中国画坛第一才女？

    中国画坛第一才女，当属近现代史上与齐白石、徐悲鸿、张大千齐名的女画家潘玉良。她曾两次远渡重洋，先后进入里昂中法大学、国立美专、巴黎国立美术学院学习，在巴黎从事艺术活动达50多个春秋。1929年，潘玉良归国后，任上海美专及上海艺大西洋画系主任，后任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1937年旅居巴黎，任巴黎中国艺术会会长，多次参加法、英、德、日及瑞士等国画展。潘女士还为东方考入意大利罗马皇家画院之第一人，曾获意大利政府美术奖金。她的油画作品融合中西，色彩线条互相依存，用笔俊逸洒脱，气韵生动，赋色浓艳，雍容华贵，别有趣味。她一生之中留下2000多件艺术作品，被誉为“中国西洋画中第一流人物”，以“中国女梵高”之称享誉世界。

    那么，潘玉良这匹画坛上的千里马，是怎样被发现的呢？发现她的伯乐，不是别人，正是第一任总书记陈独秀。

    潘玉良，原名张玉良，1895年出生于江苏扬州。她出生那年，父亲病故，8岁时母亲又撒手人寰。13岁时她被赌棍舅父骗到芜湖，卖给了妓院当烧火丫头，成了怡春院的一名雏妓。因为拒绝接客，她逃跑过10多次，甚至毁容上吊过数回，17岁的那年，潘玉良遇到了一个改变了她一生的男子——潘赞化，得以赎身从良，成为潘赞化的二房夫人，并从此改姓为潘。而为潘赞化与潘玉良证婚的，就是潘赞化的同乡加好友陈独秀。

    潘赞化与陈独秀的关系可不一般。二人曾一起在安庆组织“青年励志社”，鼓吹革命，后来为避清政府缉捕，一起东渡日本，在日本组织了“青年会”，回国后又共同在安庆发起了“藏书楼演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潘赞化应约在1915年第一卷上发表文章。二人长期共事，有着深厚的情谊。当不顾“同盟会会员、芜湖关监督”身份的潘赞化顶着世俗压力为青楼女子潘玉良赎身并进而与之结婚时，陈独秀作为惟一的来宾和证婚人出席了他们的婚礼，以示理解和支持。结婚后，潘赞化夫妇住在了上海市渔阳里——中国的总书记陈独秀创办新青年的地方。潘赞化为养家糊口，四处奔波，而潘玉良一心一意做起了家庭主妇。在渔阳里还住着一个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的教授叫洪野先生，洪野先生在家里作画的时候，潘玉良坐在自己的家里就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他在画什么，因为没有事情干，她就天天趴在窗口呆呆地看着洪野先生画画，慢慢地潘玉良就在洪野先生边上涂鸦，有口无心的画几笔。这个情景被陈独秀第一个发现了，作为潘赞化的好友，陈独秀为发现潘玉良的绘画天赋激动不已，他积极地怂恿潘赞化，让潘赞化叫潘玉良出去学画，陈独秀对潘赞化、潘玉良说：“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时代应该死去了……如果尽心栽培她，说不定将来会在艺术方面有些出息呢！”于是就这样，潘玉良成了她的邻居——一位绘画教授洪野先生的学生。一段时间以后，潘玉良的绘画技艺突飞猛进，陈独秀又建议潘赞化让她报考著名画家刘海粟在上海创立的美术专科学校，结果一考成功，潘玉良成为绘画大师刘海粟的弟子。

    潘赞化一家与陈独秀的交往是很深的，潘玉良经常听陈独秀讲说革命故事听得出神。陈独秀既是革命家，又是著名的书法家，他的艺术鉴赏力是很高的，他时刻关注着潘玉良的绘画成就，不时写些美术评论文章或在潘玉良的画上题跋，起初，他以探讨的口气在潘玉良的一幅画上题跋道：“以欧洲油画雕塑之神味入中国之白描，余称之曰新白描，玉良以为然乎？廿六年初夏独秀”。随着时间的推移，潘玉良的画已入化境，陈独秀在另一幅画中以不容质疑的口气推崇潘玉良：“余识玉良女士二十年矣，日见其进，未见其止，近所作油画已入纵横自如之境，非复以运笔配色见长矣，今见此新白描体知其进犹未己也。”陈独秀在举起文学革命的大旗后不久即着手发动美术革命，写实主义作为科学精神在美术方面的表现，成为他倡导美术革命的武器：“改良中国画，断不能不采用洋画写实的精神”、“画家也必须用写实主义，才能发挥自己的天才，画自己的画，不落古人的窠臼”。潘玉良“以欧洲油画雕塑之神味入中国之白描”的绘画风格，符合陈独秀以写实主义改良中国画的观点和主张，客观上充当了陈独秀“美术革命”的旗手。

    对陈独秀的知遇之恩，潘玉良感激在心，当陈独秀因反日、反国民党而被捕判刑，拘押于南京老虎桥模范监狱时，任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的潘玉良既愤怒又忧伤，对陈独秀的狱中生活十分关心。每当潘赞化谈起他在日本与陈独秀、章士钊在一起的种种往事，潘玉良总是瞠目侧耳，完全出了神。她利用陈独秀以绝食斗争换来的亲友探监机会，数次去狱中探望陈独秀，并绘制了《陈独秀肖像》参加自己在国内最后一次画展。在这一部分里，历史里幽默而让人喷饭的段子尽显其中，这里面有人生的无奈和巧合，还有太多的匪夷所思，或许你有些不信，但历史就发生在那里。</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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