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拯鲜为人知的那些事（2）

    “三司使”张方平也是被包拯参倒的。张方平早年多作古文，善论时事，享名一时。他对眉山苏洵及其子苏轼、苏辙都十分欣赏，并积极为之延誉。曾推荐苏轼为谏官。包拯参张方平的理由是抨击其假公济私。

    宋仁宗嘉祐四年（1059年），京城开封发生一起因房屋归属产生的纠纷案。当时京师有个叫刘保衡的富商开了一家酒场，但却经营不善，欠下官府一百余万两酒曲钱。主管国家财政的“三司使”张方平屡次派人督催刘保衡还债，刘保衡自然不敢与官府抗衡，不得不变卖家产以还债。刘保衡的房屋甚是豪华气派，张方平在刘保衡拍卖家产时，以较低的价格买下了他的房屋。

    这件事后不久，平地再起风云，刘保衡的姑姑到开封府告状，说刘保衡并非刘氏后代，而是一个无赖地痞，无权卖掉刘氏祖宗基业。开封府派人调查后，发现刘保衡姑姑所说的情况属实。如此一来，当初购买刘保衡房屋的三司使张方平就成了风口浪尖的人物，嫌疑极大。包拯当时任御史中丞，立即上书弹劾张方平，指责他身为三司使，却乘人之危，贱买所管辖富民的住宅，寡廉鲜耻，实在骇人听闻，如此小人，朝廷不能委以大任，处之以高位。张方平因此被免去了“三司使”的职务。

    淮南转运使张可久利用职权，“兴贩私盐一万多斤”。案情揭发后，张可久被送交大理寺审理。按法例，贩卖私盐的罪行轻重，是依照查获私盐的数量来定刑的。数量越多定罪越重。张可久非常狡猾，每次贩卖私盐，数量虽多，但是转手迅速，从来不留仓储，被查获的数量并不多。大理寺在判刑时，也无计可施。包拯主张不能过分拘泥成法。他说，张可久身为转运使，竟然目无法纪，公然贩卖私盐，如果以“见捉获斤两条贯定断”，则“议罪必轻”，因此要求“特于法外重行远地编管”，加重处罚。在包拯的坚持下，张可久受到严厉制裁，被流放到边远的荒蛮之地去了。”

    有一个叫任弁的官，也撞在包拯的枪口上了。任弁在担任汾州知州时，役使一百多名兵士为他做私家工作，占用的工役达二万三千六百多个，折合细绢一千六百余匹。根据宋朝的法律，这是一种非常严重的罪行，不仅要做出赔偿，罚铜十斤，还要充军到三千里外的边疆去。仁慈宽厚的宋仁宗体恤任弁对朝廷有功，御笔一挥，免去了他发配充军三千里外的刑罚。包拯上书据理力争，他说，作为知州这样的大官，利用职权，公器私用，知法犯法，不能随便减轻对他的惩罚。皇帝不得不收回了成命。

    包拯还留下了一则七斗王逵的故事。王逵在任地方官时，横行不法，随意增派各种名目的苛捐杂税，仅其中一次就多收了三十万贯。他把搜刮来的钱财，大量贿赂京官，谋取私利。他的吏治手段非常残忍，并且随意杀害百姓。在他任湖南路转运使时，百姓闻风逃散，纷纷躲藏到深山密林的洞穴里，逃避迫害。老百姓对他恨之入骨，但王逵一直受宠于上，平步青云，甚至升到淮南转运使的高职。包拯为民请命，七次上书朝廷罢免王逵，而且言辞一次比一次猛烈。在包拯的不断弹劾下，民怨甚大的王逵终于被削职了。

    在官场，敢于坚持原则激浊扬清，是最可贵的品质。这一点，包拯做到了，而且做得很出色，可谓战果累累。</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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