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误国仁君，是谁动了我的奶酪？（3）

    二、“四面出击”犯了大忌，改革不是这样玩的！

    建文帝即位以后，发起了一系列政治上和制度上的改革。

    一是将被其祖父废除的“总经理”制度恢复。为此，他把黄子澄、齐泰等人都提升为事实上的“总经理”，让他们来“参国政”，将他们置于六部之上施政的地位。他们既制定政策，又执行政策，极像从前某些王朝中丞相的所作所为，仅仅缺少丞相的头衔而已。没有这个头衔只是形式上尊重明太祖的《祖训录》，因为《祖训录》是严格禁止任命丞相的。

    二是倡导文官治国。1398年年末，建文帝听了方孝孺的话把六部尚书从二品提到了一品，又在尚书和侍郎之间加了一个侍中之职。这种制度上的改变把六部尚书提到了与都司同级的地位——自从废除丞相之后都司比任何文官的品级都高。因此，在他有意识地把政府牢牢控制在文官手中时，六部尚书的地位和权威提高了。新皇帝意在搞一套新的建制，使权力归到皇帝信任的顾问名下，加强文官治国，以削弱武将们和皇子们的权势。

    三是试图废止某些严刑苛法。明太祖曾经颁行了一整套法典，使之成为全帝国的法律准则。他有时用“诰”的形式来给法典做补充，有时又用“榜文”的形式来发布典型的案例。榜文第一次出现在《大诰》中，这种《大诰》在1385年和1387年之间曾经被编纂、修订和扩充。它们出现在1397年版的《大明律》中，《大明律》把这些诰和榜文都收在它的附录中。

    建文帝认为他祖父的律令法典的某些部分过于苛严，特别是那些在诰和榜文中所定下的惩罚条款更是如此。在他即位以后，他禁止以诰文为根据来进行审理和判案，同时停止张贴榜文，这就用正式遵守律令的手法，巧妙地掩盖了他事实上对祖父指令的否定。

    四是对某些特定区域实行“减税”政策。在财政方面，建文帝也制定了一些新措施，以减轻前朝某些过重的税收。其中最重要的是减少了江南的过度的土地税，尤其是减少了富庶的苏州和松江这两个府的土地重税。

    1400年年初，建文帝因有人申诉南直隶和浙江等地区赋税不公而采取了行动。他下令按每亩地收一石粮的统一标准在这些府里收土地税。

    洪武帝曾经禁止苏州或松江人氏被任命为户部尚书，借此防范出身于这些富庶州府的人把持财政，偏私家乡，从而牺牲国库的利益。建文帝登基后解除了这项禁令。

    五是限制某些特权阶层。建文帝登基后的另外一项改革是限制佛、道二教寺观所能拥有的免税土地的数量。这项政策是特别针对僧道们在江南富庶州府的情况而制定的，因为在洪武帝的庇护下，僧道们攫夺了大量的肥田沃土，从而变成了有权有势的地主。他们的财富激起了人们的不满，因为宗教界的僧侣职事们不仅享有免除土地赋税和徭役的权利，甚至还把不法负担强加给当地农民，即占用他们的土地，强迫他们给自己服劳役。

    朝中的官员上了两份奏疏，请求限制佛教和道教的土地占有数量。建文帝在1401年8月发出的一道诏旨中批准了他们的建议。这一新命令只准每一名僧道拥有不超过五亩免除赋税的土地；多余土地应分给需要土地的人民。这些政策无疑疏远了宗教界，特别是得罪了佛教徒。因此，许多佛教僧人都为燕王叛军效劳是不足为奇的：他们的领袖是这位僭主的顾问，即和尚道衍，此人自1382年起即已为燕王服务。</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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