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文化冲突与对话的期望值（3）

    文化的权力才是最大的政治权力。为了争夺文化权力，或者为了捍卫文化权利，人们为文化而战，这是全球化时代的一种新战争。亨廷顿有理由相信未来是一个文明冲突的时代，而文明的冲突将是“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美］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372页。。约瑟夫?奈也有理由相信，在争夺世界领导权中，软实力（文化、价值观和制度）甚至比硬实力更重要，它可以兵不血刃地达到“让你期望去做我所期望的事情，而我不需要迫使你做你不想做的事情”［美］约瑟夫?奈：《硬权力与软权力》，6页。。这是因为，经过软实力洗脑之后人们已经想不出自己原来想做什么了。文化之战是争心夺魂之战，它是政治统治和政治权力的深层问题，传统的政治哲学追问的是“谁来统治”和“凭什么统治”，今天的政治哲学还需要进一步追问“什么观念来支配统治者的头脑”和“一种观念凭什么支配人们的头脑”。占领了心灵就最后占领了一切。

    尽管文化之战无法避免，但几乎所有人，包括亨廷顿和奈这些文化战争研究者在内，都希望能够有避免冲突的解决方法。对于文化和平，人们不约而同选择的是对话。就目前局面来说，除了对话，也似乎没有别的办法。于是，文化冲突的时代同时又是对话的时代，这是全球化时代的一个显著特征。尽管对话是人们的共同愿望，可是，对话之路却总是坎坷不平、困难重重、步履维艰，如果不说没有任何实质性进展的话。问题在于，对话本身就是一个悖论：它既是解决文化冲突的办法，同时又是文化冲突的一个表现方式甚至是制造更多文化冲突的一种方式，就是说，对话即冲突。于是，对话本身就是对话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那么，对话问题的困难到底在哪里？这是世界政治的一个根本问题。

    在一个知识共同体内部进行对话，远远有别于不同知识共同体之间的对话。这种区别尚未引起人们足够的反思。人们一般相信，既然存在着普遍的人性和理性，因此人们就全都属于人类这个共同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因此，对话理应不成问题。传统思想家们都习惯于认为，所有的知识原理都适用于所有地方的所有人，仿佛世界上只存在一种知识共同体。当然，确实存在这么一个世界，那是逻辑所表述的世界，并非人所能实际居住的世界。现实世界有着大量文化/知识共同体，包括各种传统文化共同体以及各种新文化共同体，人们在共同体中获得安全、认同、信任和确定性，生活在一种文化中本质上就是获得一种安全知识。最简单的例子就是语言，当一个人处于完全陌生完全无法沟通的语言环境中，安全感就已经失去大半。人们拒绝异己环境，本质上是在拒绝危险。不过，在全球化这个大量信息交通的时代，人们拥有关于其他文化的大量知识，似乎可以通行于多种世界，但知识意味着互相理解吗？

    理性对话理论假定，人类共享一种我思（cogito），他人之思（the other?s mind）超不过通用的我思，因此，主体间性以及互相理解应该不成问题。不过有个重要问题，我与他人在心思上即使沟通无阻，也不等于能够解决我与他人的分歧和冲突。他人不仅有“思”而且有“心”。与西方哲学对“思”（mind）的关注形成对比，中国哲学更重视“心”（heart），这才是我与他人关系的困难所在。如果他者没有落实为他人心事，他者就根本不是个问题。人们以同样的方式思考，但喜欢不同的事物，人各有志，各有所爱，这才是问题关键所在。思的哲学（philosophy of mind）足以解释智性行为，但只有心的哲学(philosophy of heart)才能说明价值观、情感、偏好与生活经验。要深入对话问题，就必须转向他人心事问题。有关心事的对话与对错真假无关，或者说，对错不重要，大家都喜欢才重要。只要考虑谁对谁错，就等于承认有个绝对标准存在于对话之外，对话就变成了思想的论辩，即使说清楚了谁对谁错，也已经错过了心事问题，对话就反而失败了。假如不考虑对错，对话的标准就内化在对话本身之中，落实在人心之间的互相期待中，变成心心求和的过程。对话之真正目的不是求真而是求和，如果不理解这一点，就等于不理解对话。

    总之，“思与思”其实不成问题，因为众思一致有着客观条件（逻辑与真理），而“心与心”才真正是个难题，因为众心一致缺乏客观条件。众心之和不可能是某个心单方面预期的实现，而是众心在对话过程同创造和承认的结果。心心相印所以无比困难，就是因为人们总是忍不住试图单方面推广自己之心，这是难以抗拒的政治权力诱惑。每一种语言、文化或知识共同体都试图推广其自诩的普遍有效观念，但那些所谓的普遍观念没有一个得到普遍接受，这已经很说明问题。理解他人心思不难，但接受他人心事不易。对话虽然以“思”为表现形式，但表现的是“心”，虽然表面上是话语关系，实际上是人际关系。如果忽视心事，对话就会从两思之间最短的线变成两心之间最长的线。

    单方面自我推广而且试图替人做主，这种文化侵略是导致对话失败的根本原因。一个有趣的例子是所谓“全球伦理”hans kung and karl?josef kuschel:a global ethic:the declaration of the parliament of the ionsthe continuum pub,1993或者“普世价值”。有人竭力在不同文化中找到一些仿佛相似的金科玉律，认为这意味着全球伦理。可是西方力推的“普世文明的思想在其他文明中几乎得不到支持”［美］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56页。，其中必有原因。首先，全球伦理之类的普世价值以圣经的金规则以及自由主义原理为底本，就像巴黎的标准米尺，要求其他文化都向它看齐，这是文化单边主义。从各种文化中挑出一些相似准则其实并非难事，但这远远不足以建立全球伦理。一般来说，人们在不喜欢的坏事上有较多共识，但是对好事却未必有那么多的共识，所谓各有所好。即使在好事上也有些共识，人们对好事的偏好排序或优先次序也大不相同。比如说，价值（a、b、c、d）在一种文化中的重要性排列顺序为（1、2、3、4），而在另一种文化中，它们的排列顺序也许是（3、8、2、9）。由于时间和条件的限制，人们不可能同时满足所有偏好，于是，优先次序就在事实上决定了做什么和不做什么，因此，只有优先的价值才是具有决定性的价值。例如中国的仁义忠孝之类在西方价值体系中也有类似价值，但显然并不优先，同样，西方的个人自由和民主也会为中国人所喜欢，但未必优先。如果将价值之间的一些固定搭配关系考虑进去，情况甚至会更复杂，比如，当且仅当a∧b时，a才是优先的，或者,当且仅当b∧d时，b才是好的，诸如此类。所有这些意味着，找到某些普遍价值，对于一个价值观的整体画面并没有什么决定性意义，真正决定一种价值观的关键因素是其价值排序方式。另一个更能说明问题的例子是人权。对于常见的那些基本人权项目，人们很少存在分歧，但在人权问题上总是存在大量争论，原因何在？恐怕就是因为人们对各种价值的偏好排序不同，而价值排序不同又是因为不同的哲学理论。例如西方以个人为基本根据所以强调个人权利优先，而中国以关系为基本根据所以要求相互责任优先。要解决文化之间的深刻冲突，对话本身必须能够进入深刻问题。</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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