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人权与人的概念（1）

    全球化时代的政治最强音莫过于“人权”。人权的政治王牌地位是由1776年北美《独立宣言》、1789年法国《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以及1953年《欧洲人权公约》所树立的。人权思想主要以自由主义的个人权利概念为基础，如果进一步追溯，还可以在基督教新教甚至罗马万民法中找到一些渊源。现代性的两大政治基石，民族—国家和个人，在全球化时代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民族—国家逐渐被削弱，而个人却借助人权而越来越强劲。这与全球化之大势是吻合的，全球化在两个方向上试图超越民族—国家：一方面政治问题的规模越变越大，正从国家政治和国际政治走向世界政治；另一方面政治问题的规模越变越小，国家被淡化而个人被强化。全球化的两个政治基本问题就是：如何创造世界和如何反思个人。

    人权之声虽然高昂，但奇怪的是，人权却缺乏一个可信的哲学基础，这一隐患很少被认真反思，原因是，人权已发展为虽无宗教之名而有宗教之实的新宗教。现代以来，人的主体性原则消解了神的权威，人权巧妙消化了基督教的宗教性和自由主义的个人权利概念而成为新宗教，于是，人权实现了由思想向信仰的转变。当人权变成拒绝怀疑的信仰，它在思想上就死了，只剩下思想的尸体——信念。以人权为据去批评各种事情好像变成了不证自明的正确政治行为而人们乐此不疲，而对人权的质疑也似乎天生政治不正确。

    由西方话语霸权所误导的人权政治制造了全球化时代的新意识形态斗争。一方面，西方以西方所解释的人权概念去指责非西方国家人权供给不足；另一方面非西方国家又试图回击西方批评。不过，非西方国家常见的反驳策略并不成功甚至相当可笑，主要有这样几种辩护策略：（1）试图证明自己国家的人权状况正在逐步得到改善，并没有像西方所批评的那么糟糕；（2）反过来指出西方同样存在尚未解决的人权问题；（3）鼓吹文化多元论或相对主义。其中，策略（1）是愚蠢辩护。它预先承认了西方标准，即使把自己的错误说成小错，那也已经一败涂地；策略（2）是幼稚辩护，而且不成立，因为别人的错误不能用来为自己的错误辩护，更不是自己犯错误的正当理由；策略（3）是弱者辩护。这种辩护不算特别愚蠢，但也不高明。这是唯一值得分析的策略。

    弱小国家以多元论或相对主义为理由去坚持自己的文化权利，例如亚洲有些政治家和学者主张“亚洲价值”（类似的还有“伊斯兰价值”）去反对普世主义价值观，其论证策略主要是强调价值观从属于文化，不同文化之间缺乏可通约性，因此无所谓谁对谁错。弱小国家求助于多元论和相对主义来回应西方的思想挑战，这样就发展了所谓特殊价值论。以特殊价值去反对普遍价值，表面上貌似对话语霸权的解构，实际上是自我贬低。地方主义或特殊主义注定弱于因此不能抵抗普世主义，因为地方特殊主义不准备为世界着想，不准备为所有人负责，更不能回答人类共同面对的普遍问题，因此缺乏普遍意义。哈贝马斯很清楚这一点，他指出人权要求的是超文化的普世价值，而亚洲价值之类的主张自己都承认不是普遍规范或原则，因此不值一提参见［德］哈贝马斯：《论人权的合法性》，见《后民族结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显然，文化多元论只能说明文化是不同的，却不能证明各种文化是同样好的。能够反对普世主义的必定也是普世主义。

    既然人权是为每个人设想的，它理所当然就是普遍的，多元论或相对主义在这里完全没有意义。如果一种价值观拒绝成为一种普世主义，就没有资格对世界问题说话，这是不言而喻的。各种文化的价值观之间确实存在许多不可兼容的差异和冲突，这一点并非证明了多元论，而是说明了目前尚未存在一个普遍承认的人权概念。人们有权拒绝西方单方面规定的人权概念，人们有权重新定义一种更优的人权概念，这才是真问题。全球化需要普遍交往和普遍合作，因此必定需要一种能够获得普遍认可并且能够解决共同问题的普遍价值体系。问题是，能够获得普遍承认的普遍价值体系目前尚未存在，它需要被创造出来。单就理论潜力而言，人权确有条件发展成一个超越文化特殊性的普遍观念，但西方定义的人权概念在哲学基础上有严重缺陷，它会导致荒谬甚至自相矛盾的解释。假装普遍有效的人权概念已经存在，这是典型的自欺欺人。西方人权概念只是人权的一个候选方案，而且可能是个坏的方案。人权既然是每个人的人权，就必须能够获得所有人的同意和支持，否则是无效的。人权必须是一个允许对话、辩论和重新解释的公共概念，因此，问题不是要不要人权，而是要什么样的人权。我们有理由寻找一个最好的人权概念，而要构思一个最好的人权概念就必须选择一种最合理的人的概念。人的概念正是人权的哲学基础，如果选错了人的概念，就会导致无法自圆其说的人权。

    要论证一个普遍有效的人权理论，其论证策略必须把真实世界的所有可能生活即所有可能出现的行为策略考虑在内，必须把人权准备应用的整个生活场面考虑在内，必须检查这个理论所需要的生活场面的存在论条件，其中包括人、行为策略和世界状态，于是需要分析：（1）如果构造人权理论t，那么必须考虑t是否能够担当得起t所带来的可能后果，是否有能力应付t所可能导致的各种社会问题。有时候人们对某种观念盲目偏爱以至于只见其好处而忽视后果。（2）理论t必须在存在论上是可实现的，即t承诺的事情必须是真实世界能够支付的。这个问题也很容易被忽视，人们往往只考虑一个主张是不是“好的”，而没有考虑所要求或承诺的事情是否是真实世界支付得起的。事实上，世界所能支付的好事情远没有人们希望的那么多，而且，人们的各种要求往往互相矛盾或互相消解，从而减低了世界的支付能力。（3）理论t所选择的人的概念在社会中是否可行，是否导致混乱和无法解决的困难。根据以上论证策略，我们有理由认为西方人权概念在哲学上是不谨慎或欠考虑的，它或许满足了所谓政治正确，但却造成“存在论不正确”，而如果存在论上不正确，政治再正确也失去意义。</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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