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反政治的政治（6）

    在周文王问题上存在一个儒家解释悖论，它典型地表现了帝国意识形态试图否认政治正当性问题所导致的思想混乱参见刘家和：《史学、经学与思想》，283~302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按照周的政治思想，政治之德是有德于民，敬民事、重民生、惠及万民，因此，周推翻商之暴政而建立德治，理所当然具有政治正当性。可是，按照后来帝国时代的儒家意识形态，政治之德首先是忠君，但又不好意思否认应该惠民，于是，忠君与惠民构成了矛盾。刘家和发现，后世儒家在关于周文王的解释上陷入了困境，一部分儒家只好含糊其辞回避问题（朱熹等），另一些比较直率的儒家则否认周革命的正当性（孔颖达、刘知畿等），把周文王看成与司马昭差不多的阴谋家刘家和：《史学、经学与思想》，２９３页。。这个故事说明，帝国虽然继承了先秦关于德治惠民的一些说法，但只当成宣传性措辞，即使偶尔有些安抚人民的策略，也是为了避免民不聊生而揭竿而起。从根本上说，忠君话语才是真正的意识形态。

    回避了以德得民心、以民心得天下的政治正当性问题，也就改写了先秦的革命理论，革命与政治正当性不再必然相关，不再是一种政治对另一种政治的挑战，而变成了符合五行循环迷信的政权更替，变成了“气数”的神秘轮回，变成了单纯的权力游戏。在这种单纯的权力游戏中，无论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都愿意选择中央集权的制度，只不过被统治者试图变成统治者以便享受的权力。历史上无论是权贵政变还是农民起义，都是希望轮到自己当皇帝，根本没有人反对制度，而是人人想成为制度的受益者。一家一姓的政权更迭根本不是政治革命，而只是利益拼搏事件。既然革命已经与政治理想无关，革命不再是对既定制度的颠覆，政治问题就消失在执政问题中了，人们只关心谁将成为执政者。

    革命的政治性消失了，政权更迭的理由就成为一个混乱问题，人们从来也没有真正说清楚到底什么是“正统”。通常把“全有天下，号令海内”看做是正统的标准，可是人们又往往试图把秦隋王莽以及元清排除在正统之外，于是只好寻求政治之外的伦理或文化的标准去进行解释，比如阴谋篡权或蛮夷入侵就算是“得位不正”。按照这样的标准，元与清固然不正，晋与宋也成问题（司马昭之心固然路人皆知，陈桥兵变也恐怕不算正当行为），甚至唐太宗和明成祖也很可疑，这样就剩不下什么了，也就形不成什么正统了。关于正统的理由如此混乱，皆因人们不好意思诚实地承认帝国的政权变更已经与政治正当性毫无关系，而仅仅遵循了成王败寇原则。相比之下，敢作敢当的皇帝们更容易诚实地承认成王败寇原则，而伪善文人们才容易卷入愚蠢混乱的讨论。例如朱元璋坦诚认为：“元以北狄入主中国，四海内外罔不臣服，此岂人力？实乃天授”，又曰“自宋运既终，天命真人于沙漠，入中国为天下主”《全明文》卷一《即位诏》，《全明文》卷十七《谕齐鲁河洛燕蓟秦晋民人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于是在1373年所建历代帝王庙中把元世祖与三皇五帝并祀，承认其正统。无论承认成王败寇还是纠缠于正统的糊涂含义，都意味着屏蔽了政治正当性问题。一直到民国的国民革命和中国的革命，革命才恢复了政治意义。

    官僚制度是一项惊人的政治创造，但这一政治创造却又是反政治的，是对政治问题的否定，这使得它具有悖论性质。由于帝国领土广大，人口众多，中央政府无法直接操纵民众，法令政策也无法直达民众，为了解决鞭长莫及的问题，分层别类的官僚制度就是最优选择。虽然自古就有官员制度（officialdom），但职权分工不够细致，权力过于笼统，不清不楚，没有专业化、职业化和规范化，权力的实际有效性要依靠个人魅力和权谋去确定，这样的管理机制对于比较小的社会是可行的，但对于大规模社会来说，权力界定不清、行政规范不明、管理效率不定的原始管理制度就远远不够了，而成熟的官僚制度（bureaucracy）就成为必要。

    官僚制度保证了管理的渗透力和统治的有效性，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成功和先进的制度发明。西方几乎到19世纪才有真正成熟的官僚制度，不过，西方官僚制度虽然大大晚于中国，但它却更严格，按照韦伯的观点，西方现代官僚制度才是真正有效的官僚制度，是现代性的一个重要因素，它典型地表达了现代“合理性”（rationality）观念，是一个技术化、专业化、职业化特别是非人格化的只认法规不认人的科层管理制度，因此具有可靠效率，几乎是“机械式的”运作max y,edby gerth and mills,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8part Ⅷ,pp196244。不过韦伯对官僚制度效率的描述有些可疑，韦伯依据的是普鲁士式官僚体制的效率，而这一效率更可能来自普鲁士的严明纪律传统，而别的地方的官僚体制就没有那么高效了。按照韦伯的“理想的”官僚制度，中国官僚制度大概就不太标准了，至少不符合法规至上的非人格化标准，因此终究是人治而非法治。假定韦伯是对的，中国官僚制度就应该无效率，甚至导致社会混乱，可是这与历史事实不符，中国官僚统治非常成功。也许问题在于所谓的“效率”指的是什么方面的效率，如果指的是公共利益、公共服务和社会发展成就等公共事业，中国官僚制度就确实是无效率的；如果指的是维持政府的统治和驯服民众，则很有效率。</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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