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天下作为饱满的世界概念（2）

    长期以来，人们在解释中国哲学时往往更多地注意孔子之后的儒家观念，并以此为思想框架去理解中国哲学，这虽不全错，但仍失于片面和狭隘，没有深入到真正根本的问题。这是一个解释框架上的失误。什么才是中国思想真正的总体框架和问题体系？中国思想相信，万物化生，生生不息，这是给定的自然事实，于是“各正生命，保合太和”乃天地之大德《易经?乾?彖》。，这是自然的和谐状态，那么，对于社会来说，就必须创造德配天地的人间制度以保证人类幸福生活。天地大德是既定的，能不能以天地大德为则而创造人类的命运，这是人类自己的问题。如果能够建立一种德配天地的制度，人类就能够享用天地大德而生生不息，否则，人们为私利而纷争，而致人人失利之乱世，残酷的冲突和战争甚至会导致社会的崩溃和人类的毁灭，因此，治乱兴亡就是人类生活的第一问题，这个生活第一问题又注定了政治是思想第一问题。治乱兴亡之要害有三：

    （1）天下治理。天下治理是世界性的总体治理，它也是每个国家治理的最终保证。一国内部的安定不能保证世界安定，而世界之乱却足以祸害一国之安宁，只要世界没有达到整体安定，一国就难以在乱世的外部环境下独享安宁，非常可能成为乱世的连带牺牲品，所谓“天下大乱，无有安国，一国尽乱，无有安家，一家皆乱，无有安身”《吕氏春秋?谕大》。，因此，世界之治是国家之治的必要条件，世界政治高于国家政治，世界政治是国家政治的基础。这就可以理解周公们为什么强调政治必须追求天下大定，四海皆平，万民归心，最后达到“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庶政惟和，万国咸宁”《尚书?尧典》；《尚书?周官》。。正如前面所分析的，尽管周公们对天下政治的发现有着历史偶然性，但这一发现却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它暗示了政治的世界眼光和世界尺度。从学理上看，最大化的政治分析框架才能够理解所有政治问题，因此，天下政治理论显然优于国家政治理论。天下政治能够涵盖国家政治，而国家政治不可能解释世界政治，可以说，天下政治理论是理论能力最大的政治哲学。

    （2）全方位政治。天下政治不仅是覆盖世界的政治，而且还是关于整个生活画面的全方位政治，就是说，政治不仅对统治秩序负责，而且要对生活和精神负责。因此，政治制度不止是关于利益和权力的分配制度，而且必须包括生活制度和价值观的设计。其中道理是，既然政治是人类生活中的最大权力，它就必须为整个生活的品质负责任，政治权力必须用于创造好社会和好生活，简单地说，政治不仅事关统治，还事关幸福。所以说，天下问题是治乱兴亡的问题，而不是一国一姓之统治问题，正如黄宗羲所言：“盖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臣》。。顾炎武进一步澄清“亡国”与“亡天下”之别：“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顾炎武：《日知录?正始》。。因此政治不仅是身体管理的制度问题，而且是心灵文化的制度问题。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礼乐、伦理和文化在中国一直都是政治问题，也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中国思想几乎都是政治性的，就好像中国只存在政治问题，其实是所有问题都涉及政治选择。这种全方位的政治概念在今天世界里正越来越被证明是对政治的更深刻理解。

    （3）政治正当性。无论古希腊还是中国，在思考政治问题时都从一开始就意识到政治正当性问题，而且都意识到暴力只能建立统治而不能证明政治正当性，于是，政治正当性就只能来自人民的同意，所谓人心所向。问题虽然相同，但思考角度有异。古希腊发明民主制度去表达公共选择，中国早期社会据说也有集体推举方式，但既非稳定制度，也没有落实为民众之选择而只限于权臣贵族的评议，因此不算民主。中国的方式是通过人民的集体行动去验证政治正当性（所谓验之民情）。人民的选择必定落实为实际行动，于是，只要观察到一种行为成为人们的共同首选策略，或者说，只要一种行为被普遍模仿，它就必定表现了人们的共同选择。如果说，古希腊是通过人们的“所说”去判断共同选择，那么中国则是通过人们“所为”去判断共同选择。这两种遵从民意的做法虽然途径各异，但在长期社会效果上应该是类似的，不过，所形成的政治制度则有所不同：听从人民自由表达的民主是一种积极政治策略；以人民的行为策略作为压力而修正政策是一种消极政治策略。在遵从民意上很难说到底是积极策略还是消极策略更好，如果从反映民意的准确度上说，民众的言说很可能不如民众的行为更能准确表达人民真正的需要。不过关键还在于民意有可能是愚蠢选择，甚至有可能是巨大罪恶。民意并不能保证好的社会选择，这是最令人烦恼的政治问题之一。为了解决这个难题，西方寄希望于普遍理性原则，而中国则寄希望于普遍人情原则。这恐怕也是各有千秋。</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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