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政治正当性问题的提出（5）

    柏拉图们对优越事物的偏爱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贵族情怀，而是因为优越事物有容乃大，因此优越事物对社会没有破坏性。优越事物不会故意去消灭低劣事物，甚至会宽容低劣事物，因为优越者有能力去理解低劣者，而且不会嫉妒低劣者。但低劣者由于理解能力的局限、嫉妒和怨恨而绝不会宽容优越者。优越事物的优越性是自足的善参见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其中关于卓越德性有许多论述。也可以参见赵汀阳的《论可能生活》（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也有许多相关的论述。，它不需要去摧毁别的东西来证明自身（除非迫不得已的自卫），因此能够宽容其他事物。只有优越者才有宽容的能力，因为优越者能够理解其他任何事物在世界中的必要位置和特殊意义；而低劣事物只有通过毁灭优越事物才能够获得价值和成功，因此，低劣者往往是不宽容的，而且低劣者不能理解优越事物的重要意义，所谓一窍不通就以为无窍可通。自由、平等和宽容虽好，却没有能力保护优越事物，结果导致劣者生存。这个困难就是由民主制度的“数量原则”所造成的。

    一旦以“数量原则”去否定“质量原则”的权威性，即使是优良的公共领域也未必能够有效地保护优越事物，只要数量原则被当成价值判断的依据，公共领域就终将被汹涌澎湃纷至沓来的错误意见所淹没，这正是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所担心的修辞术在与辩证法竞争时的优势。辩证法试图寻找真理，而真理如此之少而且难以获得，因此，在修辞术的花言巧语和炒作面前，辩证法并无优势可言，甚至几乎注定是劣势。修辞术所以容易胜出，不仅是因为花言巧语的语言优势，根本原因还在于人性弱点太多，特别是心理弱点，人们太容易被说晕过去，因此，真理通常说不过错误的花言巧语。除非有某种能够保护优越事物的制度保障，否则，自由、平等与宽容将更容易导致坏的结果。

    城邦人生活在政治之中。城邦人是一个准备命运与共的共同体，城邦政治就是城邦人的共同命运，于是，城邦的政治正当性必须与共同命运相配。从逻辑上看，“共同命运”蕴含的是所有人的“一致同意”的政治制度，这样才具有政治正当性。可是，所有人一致同意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且也不可行。为什么一致同意并不可行？这是一个颇为诡异的问题。如果一种事情需要获得一致同意，这就已经预设了公共领域的民主运作，这样的话，民主制就好像预先自动地具有了政治正当性。可是在获得政治正当性的证明之前，并不能预设某种制度的正当性，因此，一致同意原则并不像表面那样中立，而是事先偏袒了民主制，这本身就是政治不正当的了。为什么一致同意又是难以成功的？这有着令人伤心的原因。按理说，假如某个事情对每个人都有利，就应该能够形成一致同意，但这一显而易见的道理却难以成真。人都有主观偏见，经常错误地理解事物，加上人性贪婪自私，人们本就糊涂，自私之心使人们变得更加糊涂，经常错误估计形势，总想多占额外便宜，因此，即使有了对人人有利的好事，人们也未必能够认识它，即使认识到了也未必满意，结果“一致同意”总为泡影。如果放弃一致同意，就只有民主的数量原则或者公正的比例原则可以选择了，而其他原则都远远不合格，比如强权。民主以多数原则替代全体原则，似乎相对比较接近一致同意原则，但其实更意味着少数人不同意；公正以“恰如其分”原则替代“一致同意”，同样也会有某些人不同意。虽然都是部分人不同意，但背后的原因却有正邪之分：反对多数原则的理由是反对以多欺少的暴政；反对恰如其分的原因是谋求特权或特殊照顾。显然，公正原则才是正当的。公正等价于客观的一致同意，尽管公正不会得到主观的一致同意，但由于公正是无偏袒的，因此，公正等于是一种必须同意的普遍有效性，就像真理是必须同意的，不管主观上是否喜欢，而公正所以是必须同意的，是因为不存在能够反驳公正的理由，既然无理由拒绝公正，必须同意就意味着真正的一致同意，也就是先验的一致同意。</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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