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常常听到人们在争论城邦的性质”

    西方的“政治”（politics）一词源于“城邦”（polis）的概念，尽管后来的“政治”概念已经包括更多的意义，但其原义仍然暗中支配着西方对政治的理解。古希腊的辉煌成就数不胜数。城邦与哲学可能是古希腊留给后世影响最大最深远的成就。除此之外，另外特别值得一提的成就是古希腊戏剧（还有运动会），它创造了历史上最伟大的大众文化，这一大众文化的精神水平如此之高，远胜于今天的“精英文化”。这多少说明了，大众文化未必非堕落不可基托在《希腊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８）一书中论述说，几乎所有希腊“普通人”也都喜欢高水平的戏剧胜过那些庸俗的滑稽剧，并且认为，希腊人自愿选择了高水平的精神生活，而不是没有堕落的机会，因为那些庸俗的东西并非不存在，只不过仅仅作为消遣而已。可见大众不一定选择庸俗文化。。古希腊的民众（demos）如此喜欢智力活动，这是一种幸运，它显然有助于古希腊民主政治的成功。城邦不仅开创了成熟的西方政治，而且创造了哲学。尽管哲学所讨论的不都是政治问题，但哲学这一意见对抗的讨论方式本身就是政治性的。尽管在政治哲学之前已经有了自然哲学的思考，但自然哲学其实是对世界的美学想象。古希腊哲学的发展转折点正是苏格拉底的政治哲学转向。苏格拉底转向确立了意见世界的对话—争论结构，这一对话结构定义了意见世界的政治性质。正如部族之间的单纯战争并不是政治，而谋求合作才是政治，意见之争也只有形成理性对话才具有政治性，否则就仅仅是市井争吵。政治性的意见之争需要城邦这一环境。列奥?斯特劳斯关于政治哲学的出现有个非常简明的解说：“政治哲学出现在雅典。所有政治行动的目的或为了守成或为了变革。想要守成，就是不想变坏；而要变革，则是想要变好。于是所有政治行动的指导思想总是某种关于好和坏的观点……当人们明确地试图获得关于好生活和好社会的知识，政治哲学就出现了”。leo strauss:o press1959p10古希腊哲学因政治哲学转向而得以奇迹般地发展，而这在根本上要归功于城邦这一政治奇迹。

    城邦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创新。从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我们先要问清楚什么是城邦。可现在常常听到人们在争论城邦的性质”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0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可以得知，即使到了亚里士多德的时候，古希腊人自己也并不见得能够非常清楚地理解城邦的意义。亚里士多德相信理解城邦必须先理解公民，他的定义是：“凡有权参加议事和审判职能的人，我们就说他是那个城邦的公民；城邦的一般含义就是为了维持自给生活而具有足够人数的一个公民集团。”同上书，113页。城邦国家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是创新，这是个问题。阿伦特说：“城邦国家的兴起意味着人们获得了除其私人生活之外的第二种生活，即他的政治生活。这样每个公民都有了两个生存层次：在他的生活中，他自己的东西（idion）与公有的东西（koinon）。”［美］阿伦特：《人的条件》，19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按照这个说法，城邦是个彻底的政治创新，它创造了公共生活。不过，喜欢没完没了追溯事情的连续性的历史学家们未必同意这个截然区分，他们会很快就从古希腊城邦的某些特征追溯到了荷马时代和迈锡尼时代甚至更早的时代。荷马时代有了在公共广场（agora）上的民众大会，这肯定没有错，《荷马史诗》比如《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中都有所描写，不过荷马时代的agora似乎还不太民主，如果没有地位的人说了不得体的话还会挨揍。布罗代尔也写到，公元前2000年的克里特文明就已经有了很像古希腊的城市，比如克诺索斯有着古希腊那样的公共广场，人们可以在广场上自由言说参见［法］布罗代尔：《地中海考古》，99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不过早期的agora虽然已经是人们聚集和交易的场地，但大概比较粗陋，还没有特别明确的政治意义，地位远没有宫殿重要，像克诺索斯虽有agora，但主要标志是宫殿，以至于被称作“宫殿国家”（palace state），这显然不同于古希腊的城邦国家。摩尔根也相信城邦政治并非“新鲜的原理”或者“独特的发明”，而是历史悠久的习惯制度。他指的是，在城邦之前的英雄时代里，古希腊部族本来早就有了酋长会议、民众大会（agora的原本意思）和作为最高统帅的军事首领（basileus），只不过这些制度后来被改造为元老院、公民大会和执政官参见［美］摩尔根：《古代社会》，第二编的第八章至第十章。。这里产生两个重要问题：（1）既然在城邦之前，古希腊人就已经有了公共政治生活，多少类似于后来的民主形式（因为早已有了agora），那么，城邦在什么意义上是个政治创新？（2）如果城邦确实是个政治创新，那么，导致这种政治创新的条件是什么？</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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