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比较真实的初始政治问题（2）

    由于缺乏关于远古时代的知识，这里关于政治问题产生的说法只是一个推断。这个推断的要点在于：远古部族的内部秩序是自然秩序，其强者为王的统治模式尚不需要人为设计，或者说，自然统治模式还不需要观念上的理由和根据，甚至无需加以反思，因为自然统治模式是自然而然的，它没有形成问题；另一方面，在对待其他部族的问题上，部族或各自为生，或冲突战争，存在的只是单纯的资源争夺和单纯的暴力行为，也还没有出现需要反思的相互关系，一切皆由自然。所以说，在人们意识到部族之间合作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之前，不存在政治问题，只有单纯的战争问题。只有当人们想到以非战争的途径去解决冲突问题时，政治才开始。这个论断是从荀子和霍布斯理论演化出来的。后世人们往往把战争看成是政治的延伸，这个看法是错误的。只能这样说，只有为了达到某个理性目标的有限的局部战争才是政治的延伸，而失控的无限战争就仅仅是战争，它反而标志着政治尚未开始或政治的彻底失败。

    在远古时代，对于初始政治问题存在着多种解决方案。其中一种解决方案就是建立部族联盟，甚至结合成为一个新型复合部族。仅仅增加奴隶的数量不足以把部族变大，而且还很不可靠，重要的是增加“自己人”（主人）的数量，而要扩大“自己人”的范围，就必须承认“他者”的平等地位或者某种值得尊重的地位，这样才能够把一些“他者”接纳融合为自己人从而扩大部族。尊重和接纳作为异己的他者，这是人类生活的一个重要突破，也蕴含着政治的开始。在值得尊重的他者出现之前，人们只会把异己部族看做是需要被征服或者要被消灭的对象，这是单纯的战争关系。当人们将异己他者看做是可以联合和结合的对象时，就开创了政治合作关系。部族之间的结盟乃至融合产生了新型复合部族，它超越了单纯的血缘体系，成为基于利益考虑的合作组合。卡尔?施密特关于政治就是区分敌友的偏激见解在这里可以转换成一个深刻的理解角度：他者原来都是敌人，但当他者变成了朋友，政治就出现了，如何化敌为友构成了第一个政治问题卡尔?施密特认为：“朋友原初仅仅是血缘朋友、血缘亲戚，或者是通过婚姻、盟誓、收养或相应的安排而成为亲属的人”，而现代意义上的私人化和心理化的“灵魂之友”是19世纪以来的事情。(参见《政治的概念》增补附论，２１５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在这个意义上，施米特是错的，而中国的化敌为友思路是对的。

    复合部族的形成首先可以利用部族之间的通婚。政治联姻的传统在古代很流行（例如中国古代的和亲制度阎明恕的《中国古代和亲史》（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03）详细地描述了中国古代和亲的情况。按其研究，中国和亲制度甚至可以追溯到黄帝时代，而一直到清朝都很流行。），甚至一直保留到现代（例如欧洲现代早期各个王国之间的政治联姻）。但是，联姻还不是形成新部族的足够有力的条件，它最多能够制造多一些的朋友，何况还是很不可靠的朋友。在远古时代，部族之间的联姻也许曾经是很有效的政治结盟，因为当时的利益关系比较简单，人们相对朴实，而在各种利益问题变得错综复杂的后世，政治联姻的影响力就减少了，并且越来越不可靠，尽管仍然保留着某种象征意义。我们有理由猜想，原始部族要合成超越血缘体系的新型共同体，更有效的办法恐怕还是吞并。征服敌人相对简单，而长治久安就显然需要复杂策略。假如一个部族很弱小，被强者吞并其成员就都变成了奴隶，这固然无话可说，但并没有形成大型共同体。更重要的另一种情况是，一个部族因为相对弱小而被打败，却仍然具有不可藐视的实力以及在未来变乱翻本的潜力，这样强者就很难把它简单变成奴隶来完成吞并，唯一的合理选择就是在使之臣服的同时接纳并承认他们为新的自己人（典型的例子是黄帝部族击败炎帝部族但同时承认炎帝部族的政治地位而成功合并，以致后世以“炎黄”合称表示中华民族的祖先）。使他者变成自己人就是公正地承认他者在新的联盟或共同体中的政治地位和利益，并且公正地处理联盟或共同体中各个部族之间关系以及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这又预示着第二个政治问题：权力公正（justic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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