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复兴之路（7）

    改革以来，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出现了一些变化，有些地方可能需要认真思考。例如，经济改革需要试点，出现了许多以行政区划为主体的实验区，从体制上看，就是扩大这些地方的权力。有些行政区划成了国中之国。这样究竟有什么长远的影响？有什么普遍的示范效应？是不是在鼓励国中之国的出现？会不会鼓励地方争权？如何既保证这些实验区有充分的实验空间，又保障国家政令的畅通，保障中央的权威，可能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新问题。这些都必须从历史的角度认真思考。

    没有中央权威，就没有统一市场，就没有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运作的平台。

    在财富高度集中的情况下，地方权力过分扩张，就全国来看，并不是好事。中国历史上有一种探索，就是防止富有阶层同地方权力的结合。中国几千年来，“士农工商”中“商”排最后，有重农抑商的传统。这既是文化问题，又是制度安排问题。我们从文化上反对那种对商业和市场经济的歧视。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在中国历史上，并没有剥夺商人经商致富的权利。所谓抑商，是指不允许商人（财富）同地方权力结合。因为财富同地方权力的结合，可能导致地方离心倾向的增加，导致中央政令不畅，导致，导致扰民。现在建设市场经济，一方面决策权力分散，一方面财富高度集中。在这种情况下，财富同某些权力的结合成为一种可能。假如财富同地方权力结合，对任何国家都是一种隐忧。强中央可以有效地防范这一点。

    现在许多宣扬“普世价值”的人，提倡地方自治或虚无缥缈的联邦制。这是将中国引入动荡的思路。中国在秦建立郡县制以后，大约在宋元以前，中央同地方的关系一直在探索中，常常出现地方尾大不掉的悲剧。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划分，几经变化，直到元以后，才找到了解决的办法，那就是行省制度。所谓行省，既是地方政府，又是中央派出机构。在这种二重身份下，行省从来就不是完全独立和自治的一级政权主体。这种体制安排，有利于解决地方的独立倾向。而且，地方的权力，如行政、财政、监察、文教、考绩等等，又彼此分开，各自隶属中央不同部门。因此从元以降，到晚清，再没出现过地方割据的现象。

    中国自秦以后几千年的探索和结论值得认真吸取。

    这些经验包括两点：其一，省具有双重身份，它首先是中央的派出机构，然后才是地方管辖机构；其二，中央的网络必须覆盖全国。这也是中国1949年以后的体制安排的核心内容。几千年来的历史经验、教训和探索，我们不能置之不顾。

    这种二重安排，同美国目前的联邦和州的关系，有相似之处。

    西式民主导不出现代化

    在世界范围内，包括在中国，有一个颇为流行的虚假命题。那就是，现代化必须同时也是“（西方的）民主化”。这个命题被当代亚洲某些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进程所证伪。

    更重要的是，这个命题不符合西方自己现代化的历史。

    我们就来回顾一下19世纪几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

    19世纪60年代以后，世界几乎同时发生了四场现代化进程。1862年俾斯麦在德国议会宣布铁血政策，开启了德意志民族的现代化；1861年美国南北战争，内战以后的美国，开始了第二次工业革命；1867年，日本在“尊王攘夷”口号下开启了日本明治维新；1861年，镇压太平天国以后的中国，开始了几十年的洋务运动。这四个国家几乎同时进行了一场现代化竞赛。中国是唯一一个失败的选手。

    原因在哪里？有些人认为，中国的失败，在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没有全盘照抄西方的体制，没有全盘西化，没有抄袭西方的民主体制。这种看法不准确。稍稍懂一点历史的人都知道，明治维新，在政治上和文化上是复古。明治政府在政治上神化天皇的绝对权威，建立“华族”制度以维护旧藩主、公卿的特殊地位，并把维新功臣、财阀列入华族，培植特权阶层；在经济上扶植带封建性的财阀和寄生地主；在意识形态上宣扬神道、皇道、儒学。虽采用君主立宪制的形式，但实际上依然实行主义，藩阀以天皇的名义掌握政权。参见/vie。天皇至上、武士道精神、太阳神教，哪一样是从西方抄过来的？俾斯麦的铁血政治，无视议会，严厉打击反对派，哪里有 “三权分立”的精神和民主精神？内战以后的美国用铁腕手段，严厉摧毁南方的经济结构，哪里有尊重南方黑奴主的财产权？在那段时间以及以后的相当长的时期内，美国的穷人、妇女和黑人没有选举和被选举权；政治上极其，选举被政治机器控制，被金钱控制，被地方的大佬控制。即使按西方今天的标准，那都不能称为民主。所以，民主不是美国现代化的基础。

    同清王朝相比，其他三个国家究竟有什么共性？

    第一,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和国家统一。美国内战彻底解决了立国以后一直困扰美国的联邦权力和州权力的争论，联邦至上终于确立，国家空前统一；德国在俾斯麦时期从北到南逐步将德意志统一起来；而日本的明治维新，同样统一了日本，确立了天皇权威至高无上。这三个国家，中央权力空前强大，国家空前统一。清朝则是另一副模样。镇压太平天国后，虽有同治中兴，但是清廷已经相当衰败。地方利益和豪强利益开始大规模左右地方行为；中国南部的几个省，基本由镇压太平天国的功臣及其亲信统治；镇压农民起义兴起的地方团练开始画地为牢。而且，洋务运动，就搞了那么一点东西，还几乎成为领军人物的个人势力范围。中央权威不振，地方尾大不掉。偌大一个中国，经甲午一役就一蹶不振，国家处于四分五裂状态。</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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