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2034，中国两种可能（1）

    编辑手记

    我是北京滚滚人潮中的普通一员。清早，从床上挣扎着爬起来去挤公交车；傍晚，又拖着疲惫的身体融入下班的洪流。

    学习西方经济学已经是15年前的事情了，虽然在当时全年级有好几个人挂科，还有一大帮人在及格线上苦苦挣扎的情况下，我是仅有的两个得“优”的学生之一，但大部分推理和演绎已经随着时间的流逝被遗忘，深深刻在脑海中的是那几个基本的假定：“理性人——人都是利己的，每个人自发地趋利避害，最终会达成整个社会的繁荣”、“效用决定价值——没有效用就没有价值，不能交换也没有价值”等等。后来上了研究生，彼时西方“将政府市场化”的潮流袭来，又忙着在试卷和论文上论证在政府内部引入市场会如何促进政府效益的提高。那些假定，经过时间的打磨，加上一遍又一遍的论证，加上媒体的复述，加上周遭的现实，逐渐从“假定”变成了“结论”，甚至变成了“信条”。所以，曾经，公交车上有人打架无人劝阻我会觉得很正常——趋利避害么；谷贱伤农农民境况凄凉我会觉得很正常——风险自担么；质量糟糕的商品大行其道我会觉得很正常——市场运作么。我很少去关心类似“国家”这种抽象的概念，就像有的专家所说，钓鱼岛于我无用，有何价值？航母于我无用，有何价值？……

    什么时候开始，我觉得这些不再那么正常了，我觉得有哪儿不对劲儿了？

    也许是“三聚氰胺”毒害了那么多幼小的孩子刺激了我的神经，因为我是一个妈妈；也许是我母亲独自上街摔倒在大街上半天却无人伸出援手让我悲哀，因为我是一个女儿;也许是因为不知不觉中已经吃了很多转基因食品才知道转基因有风险让我愤怒，因为我要为我家人的健康负责……

    当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5分钱就可以买一个冰棍，我在路边看见乞讨的人，我给了他1块钱——是我好几个月的零花钱；中学的时候，我看到衣衫褴褛的老人，在街边破烂的小摊一碗酱油汤下一个干馒头，我同情得直掉眼泪；但后来我的心慢慢变得坚硬和冷漠，嘲笑自己以往所作的傻事和泛滥的同情心；现在，当我放下这些坚硬和冷漠以后，我又开始冒“傻气”——我会认真地去关注国家经济、政治生活中的大事，因为我重新拾回了常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我会努力去帮助那些也许并不认识的人，因为我重新回忆起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样的传统。

    非常幸运的是，我在工作中，也遇到了这样一位冒着些“傻气”的作者——黄树东先生。他身处异国他乡，却时时刻刻关心中国的现状和未来；他工作极其繁忙，却挤出时间写作，每每忙到深夜；他写作态度严谨，仅买参考书一项都花掉几千美元；他对祖国饱含赤诚之心，字里行间充满爱之深责之切的情感；他写书不为赚钱，甚至上一本书的稿费至今未领……按照“理性人”的观点来看，他不仅不理性，而且简直太不理性了，与机关算尽的银行家角色大相径庭。

    当冷漠已经成为人们的通病时，当专家利益代言已经被认为见怪不怪时，当个人主义已经被奉为信条时，你一定能体会到这种“不理性”是多么可贵。

    但他的观点却相当理性并具有说服力，让我对那些曾经被灌输给我，现在又让我模模糊糊觉得不妥的“信条”重新反思。他指出，效用创造价值是西方国家为了应对工人运动而推出的“理论创新”，是一场针对劳动者的革命，是一场捍卫既得利益结构和制度的革命——“效用信条”曾被塞进我的脑子，背后的故事却被忽略不计，如今还在被一些专家往大众的脑子里塞；他指出，一个经济体在任何时候都可能有许多潜在的均衡点存在，其中一些符合社会的根本利益，而另一些则相反，寻求那些符合国家利益的均衡点是政府的责任——这又与高呼“政府后退、市场前进”的声音格格不入，与我所接受的“‘看不见的手’自发地就能使市场达到均衡，就能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的教育格格不入……</p>

    <b>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狠男人网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收藏狠男人小说网(www.41nr.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