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53）

    过了不久，非刘姓宗室的公孙述，也在巴蜀自立为天子。

    这时刘秀行军至中山，于是，诸将再次劝进说：“大王与伯升（刘縯）首先举义兵，更始帝不过是靠着大王兄弟的力量才能当上皇帝！结果更始帝把天下搞得十分混乱。大王初征昆阳，使王莽溃败；后拔邯郸，使北州安定，三分天下已有其二，跨州据土，举甲百万。言武力则莫之敢抗，论文德则无所与辞。愿大王以社稷为计，即皇帝位。”刘秀仍旧不动声色。

    行军至南平棘，诸将又一次提出，要刘秀当皇帝。刘秀说：“寇盗未平，四面受敌。为什么要急着正号位呢？诸将且出。”大将耿纯劝刘秀说：“天下士大夫离开亲戚，丢弃故土，跟随大王转战于矢石之间，就是为了攀龙鳞、附凤翼，成其所志。如今功业将定，而大王留时逆众，不正号位，耿纯恐怕士大夫觉得跟着大王没有希望，有去归之意。大众一散，难可复合。时不可留，众不可逆。”耿纯说得非常恳切，也说到刘秀担心的问题。刘秀说：“让我再想一想。”

    行到鄗县（今河北省北乡县北），刘秀过去在长安时的同舍儒生强华从关中献来《赤伏符》，内容说：“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所谓“符”，本来是古代用以传达朝廷命令和征调兵将的一种凭证，用金、玉、铜、竹、木等类材料制成，双方各执一半，其上或有文字及图案，用是否合得起来的办法以验其真伪。前面说过，王莽代汉时，有人献给他刻有古文字的石头或其他东西，称做符命，则是借“符”字的原意而加了天帝的意旨，即上天之“命”。汉儒比先秦儒家多了一层迷信的成份，这和汉初刘邦得天下时的农民起义队伍性质有关，农民文化低，多迷信。刘邦的母亲梦与龙交而生刘邦，以及刘邦所在地有云气，刘邦斩白蛇、老妪称刘邦为赤帝子后不见，等类传言，对刘邦的赢得农民支持有很大作用，西汉开国皇帝刘邦的这类迷信因素，给一代西汉儒学烙上了某种神秘色彩，使得奠定西汉儒学理论的大师董仲舒，也不能不在其理论体系中吸收阴阳五行学说以适应官方需要，而董仲舒的带有迷信色彩的儒学又为西汉末年的符命的盛行，提供了理论基础。这是一种时代气氛。刘秀自然要利用这一点，于是趁这个机会接受群臣建议，即皇帝位，建元为光武，是为汉光武帝（25——57）。即位时祭神的祝文还专门提到了有“刘秀发兵捕不道”字样的符命。这样，刘秀就比其他自称天子的刘姓宗室多了一层上天之命，对儒生和农民群众的号召力自然都大得多了。

    刘秀当上皇帝是靠符命决疑的，后来做稳了皇帝时，遇有大事，仍旧靠符谶来决疑。谶是迷信的儒生、方士或巫师等人制作的一种似通非通的预言，由于语言的模糊性，有时好像也能应验一部分。像前面所述的《赤伏符》的语句，就有些似通非通。有一位名叫桓谭的大儒，在王莽时期就不信符命，宁可没有官做，在家坐冷板凳，也不参与那些无聊的符谶活动。刘秀坐稳了帝位以后，桓谭任为议郎给事中，看到汉光武帝相信符谶，上书谏劝说：“凡人情轻忽于所见之事而贵于异闻奇事，观先王的记述，都以仁义正道为本，没有什么奇怪虚诞之事。天道性命，圣人难言。何况后世浅儒乎？如今一些巧慧小才卜巫之人，伪造一些符谶，以欺惑贪邪，引入主误入歧途，应该对这些人抑而远之。陛下千万不可上当！”汉光武帝刘秀看了，心中不悦。后来，有一次朝廷议事时，有桓谭参加，汉光武帝对桓谭就：“我打算以符谶来决断此事，你看何如？”桓谭默然良久，说：“臣不读谶。”汉光武帝问他何以不读谶，桓谭于是极言符谶不合儒家经典。汉光武帝大怒说：“桓谭非圣无法，当斩。”桓谭吓坏了，叩头叩了好半天，一直到头部出血，汉光武帝才没有斩他。下诏降桓谭职为六安郡丞，桓谭此后郁郁而死。

    桓谭是《新论》一书的作者，《新论》虽已亡侠，但清代有辑本，是_部较早的唯物主义理论文献。桓谭在抵制西汉末年和东汉初年的普遍迷信的社会风气上，和恢复先秦儒学的本来面目上，都不失为一代大儒。可惜他没有看懂：汉光武帝是靠着符命的帮助才下决心称帝的，符命已经成了汉光武帝的号召力的_令组成部分，在这个背景下，反对符谶就等于是挖了汉光武帝的祖坟，如何行得通呢？这样看来，桓谭在汉光武面前反对符谶，能够保住性命，也就算运气不错了。

    （取材自《后汉书·光武帝纪》、《后汉书·刘玄刘盆子传》、《后汉书·桓谭冯衍列传》）

    107．权谋与宽厚并用

    刘秀是建武元年六月称帝，并且由此把这一年正式称为建武元年的。这一年相当于刘玄称更始帝后的第三年。因为更始帝这一年正好败灭，所以一般历史上往往在更始帝二年之后，就紧接光武帝建武元年。若以公元来计算，公元二十三年是更始帝元年，公元二十五年便是汉光武帝建武元年了。

    从更始二年冬开始，赤眉军决定了西攻长安的方案，赤眉军和更始帝之间的战争迫在眉睫，刘秀于是派邓禹率六裨将西进，打算利用赤眉与更始帝之间的矛盾，渔翁得利。这时候，更始帝派大司马朱鲔、舞阴王李轶等人屯兵洛阳，这两人正好都是参与更始帝杀害刘縯阴谋的关键人物；汉光武帝刘秀派冯异守孟津（古黄河津渡，在今河南省孟津县东北、孟县西南，为兵家必争之地），与朱鲔、李轶对阵。观察刘秀如何对待这两个杀兄仇人，是十分有趣的。

    先从刘秀部下将领冯异说起，冯异是较早就带着五个县参加刘秀队伍的将领，通《左氏春秋》、《孙子兵法》。冯异有个外号，叫“大树将军”，因为每次打仗结束后，诸将并坐论功时，冯异总是独坐树下，耻于与诸将争功。刘縯被杀后，他是私下劝慰刘秀并为他出谋画策的将领之一。他和刘秀的关系是相当密切的。

    冯异和李轶本来就是熟人，于是给李轶写信指出更始帝溃败在即，萧王（刘秀）经营黄河北方的事业方兴未艾，劝李轶估计形势，转祸为福。李轶本来是和刘秀一同起兵的，但既然参与了杀害刘縯的阴谋，处境就比较为难了，于是回信给冯异说：“轶本来和萧王首谋恢复汉室，结死生之约，同荣枯之计。今轶守洛泪，将军守盂津，俱据机轴，千载一会，恩成断金（《周易》说：‘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希望能转告萧王，我愿意帮他出谋画策，以佐国安人。”这是很明显地表示了要投诚刘秀之意。自从通过这封信以后，李轶就不再出兵同冯异打仗，所以冯异得以放开手来向南北两面展开，攻下十余县，扩大队伍十余万人，然靥引军渡河，在洛阳城下消灭更始帝将领武勃所率队伍万余人，李轶闭城门不救武勃。冯异看李轶是真的按信中所说的话做了，于是把李鲔的信及其表现奏闻萧王刘秀，刘秀给冯异回信说：“李轶这个人狡诈得很，很难知道他的要领，我准备把他的书抄送出去。”于是，有意把李轶这封信透露给朱鲔。朱鲔是受更始帝之命和李轶同守洛阳城的，一看到这封信，当然火了，于是派人刺杀李轶。刘秀这样做，不免有些耍弄权术，但是却间接为长兄报了仇，可以理解。

    后来，冯异和另一将领寇恂渡河攻击朱鲔，朱鲔败逃入洛阳城，冯异追至洛阳，环城一周示威而回。

    冯异大胜朱鲔的消息报给萧王刘秀以后，所有刘秀部下将领大受鼓舞，于是才有功刘秀称帝之举。六月称帝，七月刘秀于是派十一将军围朱鲔于洛阳。洛阳当时是仅次子京城长安的古都大邑，更始帝最初就建都于洛阳。所以，打下洛阳有一种特殊的大局已定的象征意味。但是朱鲔守城的兵力也相当强，而洛阳城池又比较坚固，所以连攻几个月都打不下来。

    这年九月，赤眉军攻入长安，更始帝逃奔高陵（今陕西省高陵县）。这时候，守洛阳的更始帝部下大将朱鲔处境就更为孤立和微妙了，如果朱鲔投降赤眉军，那就会对汉光武帝十分不利。所以，已经称帝的刘秀对他采取了不同于对付李轶的另一种做法，他下了一道诏书说：“更始破败，弃城逃走，妻子裸袒，流散道路，朕甚悯之。今封更始为淮阳（郡名，今河南省部分地区）王。吏民有敢贼害淮阳王者，罪同大逆。”更始帝是杀害刘縯的罪魁祸首，刘縯的老部下中不少人眼下都是刘秀的重要将领，自然也都想为刘绞报仇。但是刘秀这封诏书却表现了少有的、不但不记仇反而保护更始帝的宽阔胸怀。</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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