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能知必能行（8）

    其后中山先生退职矣，欲率同志为纯粹在野党，专从事扩张教育，振兴实业，以立民国国家百年根本之大计，而尽让政权于袁氏。吾人又以为空涉理想而反对之，且时有干涉政府用人行政之态度。卒至朝野冰炭，政党水火，既惹袁氏之忌，更起天下之疑。而中山先生谋国之苦衷，经世之硕划，转不能表白于天下而一收其效。有负于中山先生者此其三。

    然以上之事，犹可曰一般党人之无识，非美与足下之过也。独在宋案发生，中山先生其时适归沪上，知袁氏将拨之死灰而负民国之付托也，于是誓必去之。所定计划，厥有两端：一曰联日。联日之举，盖所以孤袁氏之援，而厚吾党之势也。“日国亚东，于我为邻，亲与善邻，乃我之福。日助我则我胜，日助袁则袁胜。”此中山先生之言也。在中山先生认联日为重要问题，决意亲往接洽，而我等竟漠然视之，力尼其行，若深怪其轻身者。卒使袁氏伸其腕臂，孙宝琦、李盛铎东使，胥不出中山先生所料，我则失所与矣。（文按：民党向主联日者，以彼能发奋为雄，变弱小而为强大，我当亲之师之，以图中国之富强也。不图彼国政府目光如豆，深忌中国之强，尤畏民党得志，而碍其蚕食之谋。故屡助官僚以抑民党，必期中国永久愚弱，以遂彼野心。彼武人政策，其横暴可恨，其愚昧亦可悯也。倘长此不改，则亚东永无宁日，而日本亦终无以幸免矣。东邻志士，其有感于世运起而正之者乎？）二曰速战。中山先生以为袁氏手握大权，发号施令，遣兵调将，行动极称自由。在我惟有出其不意，攻其无备，迅雷不及掩耳，先发始足制人。且谓“宋案证据既已确凿，人心激昂，民气愤张，正可及时利用，否则时机一纵即逝，后悔终嗟无及”。此亦中山先生之言也。乃吾人迟钝，又不之信，必欲静待法律之解决，不为宣战之预备。岂知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法律以迁延而失效，人心以积久而灰冷。时机坐失，计划不成，事欲求全，适得其反。设吾人初料及此，何致自贻伊戚耶？有负于中山先生者此其四。

    无何，刺宋之案率于袁、赵 1之蔑视国法，迟迟未结；五国借款又不经国会承认，违法成立。斯时反对之声，举国若狂。乃吾人又以为有国会在，有法律在，有各省都督之力争在，袁氏终当屈服于此数者而取消之。在中山先生则以为国会乃口舌之争，法律无抵抗之力，各

    1袁、赵：袁指袁世凯；赵指赵秉钧，时任国务总理。

    省都督又多仰袁鼻息，莫敢坚持，均不足以戢予智自雄、拥兵自卫之野心家；欲求解决之方，惟有诉诸武力而已矣。其主张办法，一方面速兴问罪之师，一方面表示全国人民不承认借款之公意于五国财团。五国财团经中山先生之忠告，已允于二星期内停止付款矣。中山先生乃电令广东独立，而广东不听；欲躬亲赴粤主持其事，吾人又力尼之，亦不之听；不得已令美先以上海独立，吾人又以上海弹丸地，难与之抗，更不听之。当此之时，海军尚来接洽，自愿宣告独立，中山先生力赞其成，吾人以坚持海陆军同时并起之说，不欲为海军先发之计。寻而北军来沪，美拟邀击海上，不使登陆，中山先生以为然矣，足下又以为非计。其后海军奉袁之命开赴烟台，中山先生闻而欲止之，曰：“海军助我则我胜，海军助袁则袁胜。欲为我助，则宜留之。开赴烟台，恐将生变。”美与足下则以海军既表同意于先，断不中变于后，均不听之。海军北上，入袁氏牢笼矣。嗣又有吴淞炮台炮击兵舰之举，以生其疑而激之变，于是海军全部遂不为我用矣。且中山先生当时屡促南京独立，某等犹以下级军官未能一致诿。及运动成熟，中山先生决拟亲赴南京宣告独立，二三同志威以军旅之事乃足下所长，于是足下遂有南京之役。夫中山先生此次主张政见，皆为破坏借款、推倒袁氏计也，乃迁延时日，逡巡不进，坐误时机，卒鲜寸效。公理见屈于武力，胜算卒败于金钱，信用不孚于外人，国法不加于袁氏。袁氏乃借欺人之语，举二千五百万镑之外债，不用之为善后政费，而用之为购军械、充兵饷、买议员、赏奸细，以蹂躏南方、屠戮民党、攫取总统之资矣。设当日能信中山先生之言，实时独立，胜负之数尚未可知也。盖其时联军十万，拥地数省，李纯未至江西，芝贵不闻南下，率我锐师，鼓其朝气以之声讨国贼，争衡天下无难矣。惜乎粤、湘诸省不独立于借款成立之初，李、柏 1诸公不发难于都督取消之际，逮借款成立，外人助袁，都督变更，北兵四布，始起而讨之，盖亦晚矣！有负于中山先生者此其五。</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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