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程——大清第一文臣（4）

    加强改革，稳定大局

    公元1645年，平定江南之后，范文程为了确保长治久安，建议开科取士，网罗人才。他说：“治天下在得民心。士为秀民，士心得则民心得矣。请再行乡、会试，广其登进。”清政府接受了他的建议，规定每逢子、午、卯、酉年，各直省举行乡试；每逢辰、戌、丑、未年，举行会试。这一举措使渴望入仕的读书人有了出人头地的机会，从而拥戴清期的统治。出于感恩戴德，他们还会为清廷效力。

    知识分子阶层态度的转变，必然会对整个民族的心态产生潜移默化作用，从而决定人心的向背。笼络住了这些人的心，就意味着得到了民心。范文程正是看清楚了这一点，所以通过优待知识分子来笼络民心。

    正当此时，朝廷局势却发生了急剧变化。摄政王多尔衮权倾朝野，收罗了大批亲信。顺治皇帝的地位岌岌可危。范文程与多尔衮产生了政治上的分歧；而且几年以前豫王多铎谋夺其妻遭罚，难免怀恨在心，恐将恃权报仇。公元1648年，多尔衮在清王室内部的争权夺利中再度获胜。他借故削去了济尔哈朗的亲王爵位，将二人共同辅政改为由他独揽大权。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多尔衮令大学士刚林等删改《清太祖实录》，并让范文程参与其事。范文程明白事关重大，不敢贸然行事，然而又不好抗旨，因此称病不出。

    形势非常明显，范文程要想晋爵加禄牢居相位，避免豫王谋害，就得背弃幼主投靠睿王多尔衮。对顺治忠贞不渝，就要得罪摄政王，身家性命难保。范文程左思右想，进退两难，最后决定托病待在家里。这样一来却又引起了多尔衮的不满。因此尽管范文程有开国定制的贡献，威望甚高，从顺治元年起就名列大学士之首，但摄政王对刚林、冯铨、祁充格三位大学士更为信用，范文程逐渐被排除于议政之外。

    公元1650年，多尔衮因病亡故。第二年初，顺治皇帝开始亲政。此时，有大臣指控多尔衮生前专权，有不应该轮到皇太极做皇帝的言行。经查属实，于是多尔衮和他母亲、妻子的尊号被削夺，财产被查抄。多尔衮的党羽也被一举歼灭；曾经为他删改《清太祖实录》的刚林等人都被处死。范文程本不是多尔衮的同党，而且没有参与删改事宜，很快官复原职。

    多尔衮倒台后，范文程又重新获得清廷的重用。在顺治一朝，他提出了许多利国利民的政治主张。他把自己的政治抱负巧妙地转化为现实，从而为人民的安定、社会的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公元1652年，清廷任命范文程为议政大臣。范文程复出后，便辅佐亲政不久的顺治皇帝将国家的大政方针很快转向以仁德治天下的轨道。他们对南明政权采取了“招降弭乱”的政策；封郑成功为海澄公，允许他有拥兵自保的权力；各种抗清武装，只要投诚，便“悉赦前罪”。他们还派洪承畴前去管理湖广、云贵等地，告诫他应以“收拾人心为本”，对已归顺的，要多加安抚；未附的，则开诚招徕。这就使一度吃紧的形势渐趋缓和。

    当时清政府经济困难，财政入不敷出。于是，范文程上疏建议实行屯垦。他说：“土地荒芜，赋亏饷绌，对国家极为不利。若推行军屯，便能兴利除弊，使国家受益。明太祖曾炫耀自己养兵百万，不费民间一粒粮食，就是在元末战乱之后，实行了屯田的结果。如今湖广、江西、河南、山东、陕西五省战乱日久，人口大减，应该在这些地方大兴屯田。可供具体实施的办法是设两个道员、四个同知专门管理屯田事宜。道员全面负责；同知各自独当一面，一同协助道员做好屯田工作。这些官职由各省督抚选拔廉洁能干的部属来担任，并把人选得当与否作为考察督抚功过的一个标准。驻屯官吏的俸禄，第一年由屯里专款拨发，第二年从仓库收入中支付，以后每年自负盈亏，从屯垦收成中提取。屯垦所需的耕牛、谷种、农具等，均由各道所在州县提供。屯田应先从土地荒芜面大而又便于灌溉的地方开始，再逐渐向周围扩展。无主或虽有其主却弃而不耕的土地都由官屯。百姓意欲耕种而财力不足的，官府贷给耕牛及种子，每年收成的1/3交公。三年之后，自耕的条件成熟了，所耕之地便可成为私人的田产。老百姓没有任何财物的，可以雇佣，付给工钱。第一年屯田所收粮草，听任各屯自留，用做储备，为第二年屯田打好基础。若富余较多，可将不宜久存的陈粮供给附近驻军，然而不得强取多要。三年以后，收获的粮草充足了，由政府派舟车运往军队作粮饷，不可烦劳和役使屯田富民及耕牛从事运输，以保证屯垦不受干扰。把屯田户编成保甲，让他们相互保护和监督，以根除奸猾不法行为。屯田官称职的，三年进两级，薪俸与边将等同，以酬其劳；若不称职，责成巡抚按察纠举；巡抚如若徇私包庇，则连坐同罪。”

    清政府实施了范文程的屯田主张，不但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减轻了经济危机，增强了国力，而且还吸引了大批流民重新回归于土地。这对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安定人民生活，也起了至关重要的积极作用。

    公元1653年，范文程针对朝廷一直以来在用人制度上存在的重满轻汉、任人唯亲、拉帮结派等弊端，与同僚一道上疏，请求皇上敕令各部院三品以上大臣推荐自己所熟知的人才。不论满人还是汉人，不论久任官职还是新近启用，更不限于其官阶的高低，也不用避讳亲疏恩怨，只要有才能，就大胆荐举；一官可举数官，数官也可同举一官；命其将姓名汇置御前，不时召对，察其议论，核其行事，出现官缺就根据各自才能选用。称职者，根据其政绩的大小，推荐者一同受赏；若不称职，视其过失的大小，对举荐者一同惩办。顺治帝“特允所议”。

    这条建议，不仅促使了用人制度由任人唯亲向任人唯贤方面的转化，而且还表明在举荐人才方面对满汉官员做到了一视同仁，使汉族官员在举荐人才这一重大事项中与满族官员享受了同等的待遇，从而有效地克服了汉族官员素来受歧视的心理障碍和自卑感，使他们有了同样能被朝廷信任和重用的感觉，所以就更加乐于为朝廷效命了。洪承畴就是其中的例证之一。

    除了这些以外，范文程还有许多重要的政绩。其中最主要的是废除了明末横征暴敛的加派田赋的弊制。明末，平均每亩田增赋银二分多，比旧额增加了一半以上；地方官吏又借机勒索，闹得民怨沸腾。这成为导致明朝灭亡的重要因素。多尔衮听从范文程之言，宣布废除三饷。顺治帝即位后又再次宣布：“地亩钱粮，都按照万历年间的会计录原额。自顺治元年五月初一日起，按亩征收，加派的粮饷都给予免除。”清代田赋基本上没有加派，实在是利民利国的制度。范文程当然功不可没。

    公元1666年，这位为大清建国定制立下卓越功勋的大学士因病去世。康熙帝亲笔写下“元辅高风”四字作为祠额，表彰范文程的不朽功德。

    范文程是开国功臣，功盖一时。他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是汉人，对清政府而言出身卑微，所以他一生处事都十分小心谨慎，避免“功高震主”，以求“安身避祸”。他既要运用谋略对付敌人，以取得政治军事外交斗争的胜利，又要谨防祸起萧墙，巧妙摆脱内部的倾轧。</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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