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寻找生命中的“贵人”（7）

    建炎九年(公元1139年)，汪伯彦出知宣州，临行前与高宗话别，这时高宗对秦桧说：“伯彦是便令之官，免不了众说纷纭。”过了一会儿，他又补充说：“伯彦是朕未登基时的旧僚。想那汉朝的高祖刘邦、光武帝刘秀都不能忘却丰沛与南阳的故交，这本是人主常情，朕又岂能免过?”说罢又做出一副一往情深的样子暗自伤神。汪伯彦感念龙恩，欷歔不止。后来他又向高宗献他所著的《中兴日历》五卷，被拜为检校少傅、保信军节度使。一直到死，都深得高宗宠信。

    高宗始终都未能醒悟，正是这样一位“忠心耿耿”的旧僚，却像一只蚂蚁一样一点点噬毁着大宋的千里之堤，从而加速了它塌倒的日程。

    【闲言碎语】

    诸如汪伯彦、黄潜善等人，在历史上的确无可圈可点之处。他们为了在官场谋得一席之地，做出的种种卑鄙行径实在是令人齿寒。撇开这二人不说，先来看看这个高宗赵构。赵构临危受命，却甘于偏安苟活，甚至置身边的忠臣于不顾，而偏信奸佞小人之言。这也给了汪伯彦这些奸佞之人攀附的阶梯。在封建社会，皇帝要提拔某个人，自然没有现代社会中这么多的繁复手续，但在这一家之言的背后，是否隐喻着传统社会用人的一个缺陷。统治者爱才，是为了自己的一家之天下；统治者不爱才，往往是为了贪图享乐。当然，其中的情况十分复杂，但有一点却是始终不变的，那就是由君主一人的好恶来选拔人才，所选之人可能是人才，也可能是庸才，甚至可能是大奸之人。因此，在君主集权的体制下，重视人才，固然是好事，但其结果可能事与愿违，所选之人，很可能是十恶不赦的奸徒，选拔者坠于其奸计之中，被玩弄于股掌之上，而不能觉察，这样的例子，在中国古代史上，比比皆是。

    4.几起几落，反复投靠，蔡京终得高官权倾一时

    幕士得权变为僚的过程中，得到贵人的提携固然可喜，但也难免有“贵人”不贵之时。在这种情况下，那些善于投机钻营的幕僚总是能及时调整自己的目标，以谋求更多“贵人”的帮助。

    蔡京(1047—1126年)，字元长，福建仙游(今福建莆田)人。小时候蔡京非常聪明勤奋，天刚蒙蒙亮，他已借着晨光在看书习文，深夜，还在油灯下练字作画，年纪很轻就称得上诗词文章样样精通，但他心术不正，把聪明用于投机，将才华用于谄媚、钻营，视刻苦读书为升官发财的阶梯。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年），他得中进士，不久就到今杭州、安徽潜山等地做地方官。然而蔡京愤愤不平，他对亲信说：“凭我出众的才能，怎么竟做县尉这样的小官?”蔡京深知，要在官场里混得出人头地，关键是能博得宰相、皇帝的赏识。

    蔡京踏入政界，投身官场之时，正值宋神宗任用王安石变法，进入阶段。他看到变法派声势浩大，因此竭力把自己打扮成新法的坚决拥护者，时时以变法派自居，诬陷县衙中的政敌。他利用给王安石奏章之机，吹嘘自己是王安石的“忠实学生”，想讨取王安石的欢心。没有回应后，他就转而讨好副宰相蔡确，吹捧蔡确是变法的“中流砥柱”等等。此招果然奏效，没隔多久，蔡京就从一个根本不起眼的地方小官升迁为开封(当时北宋都城)府知州。蔡京初次尝到了贵人提携的甜头后，就一发不可收拾，变本加厉地收买人心，笼络贵人。</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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