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关系是中国崛起的重头戏（5）

    1993年世界银行报告“中国经济总量世界第三”的惊人数据、欧佛霍尔特对中国将成为“超级大国”的大胆预言和克里斯托夫对中国崛起的判断，其最大的震慑力，就是描绘了一个将在经济实力甚至整个国家能力上与西方“平起平坐”、在同一力量水平上竞争的中国。这使陶醉在“历史终结”的喜悦中的西方世界，突然要面对一个“历史远远没有终结”的中国对西方的挑战。

    那么，凭什么我们自己认为中国的崛起将造福世界，别人就一定要对我们温文儒雅？事实上，当荣誉、实利等一系列“要素”都将随着中国崛起而逐步改变时，那些已经享有荣誉、手握实力的国家，对中国戳戳点点，甚至恶言相向，才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过程，也是中国向国际体系注入越来越多的“中国因素”的过程。国际社会的既得利益者、那些主导了世界政治中的价值与话语权的国家、那些跟在大国背后同样“感觉不错”的国家，面对侵蚀他们地位的“中国因素”，凭什么就要温良有加？

    2008年，东西方关系如果以美国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做为分界点，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面对中国的迅速崛起，特别是中国成功获得奥运会举办权后，并没有走向西方所期待的道路，西方十分的不适应。于是借西藏问题和奥运火炬传递大做文章，一时间黑云压城城欲摧。但博弈的最后，仍然以中国历史性和突破性的完胜而告终。这可以称为东西博弈的第一个质变。出现这种结局的原因有三：一是中国迅速增长的实力。二是西藏和奥运会都是中国的核心利益，但对西方不是。于是西方可以做做“人权秀”，对内捞些民意支持和选票，对外则可以从中国获得更多的实惠，实是一本万利。但要为之付出实际的代价，是万万不可的。三是美国的金融危机尚没有全面爆发，西方的模式仍然光环犹在，西方对自己仍然充满了自信。因此对于中国有别于西方的发展模式，西方尽管不爽，也认为是对西方的一种挑战，但没有刻骨、逼迫在喉的危机感和被威胁感。然而，随着美国金融危机全面演变成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西方模式的合法性与正当性都受到严峻的考验。这个时候，表现仍然相对亮丽的中国对西方的威胁度瞬间飚升。于是乎，尽管一方面西方仍然在经济危机中苦苦挣扎，而且还不断呼吁中国伸出援助之手，但另一方面却再次掀起了一场愈演愈烈的东西方对抗，并以法国总统萨科奇高调宣布会见而达到新的。

    首先对中国出手的是美国。美国国会“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发表2008年涉华年度报告，指责中国利用其外汇储备操控货币兑换以及外交关系、突出警告中国在日益渗透美国电脑网络以获取敏感的政府以及私人信息。为此不惜危言耸听地宣布：中国可以利用网络战能力打乱美军的全球部署计划，中国的网络战和太空战能力可以使中国在任何一场局部战争中取得优势。网络战可使美国瘫痪，可以使中国“随时对世界上任何地点发动网络攻击”。

    随后英国人以更为直接的方式走向前台：香港末代港都彭定康接受bbc采访时声称，中国的潜在威胁不在于其廉价的出口货品，而是“民主的灭亡”，提出“中国在传扬着人们不需要民主也可以致富的观念，这是中国对西方的最大威胁。”但整个谈话却绝口不提西方的模式何以爆发把全球都拖下水的经济危机以及中国的模式何以成功，更无任何检讨、反思、道歉、自责之意。</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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