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选择（3）

    就这么追了大半年，毫无结果，据张献忠自己讲，杨嗣昌跟着他跑，离他最近的时候，也有三天的路，得意之余，有一天，他随口吟出一首诗。

    这是一首诗，一首打油诗，一首至今尚在的打油诗(估计很多人都听过)，打油诗都能流传千古，可见其不凡功力，其文如下：

    前有邵巡抚，常来团转舞。

    后有廖参军，不战随我行。

    好个杨阁部，离我三尺路。

    文采是说不上了，意义比较深刻，所谓邵巡抚，是指四川巡抚邵捷春，廖参军，是指监军廖大亨。据张献忠同志观察，这二位一个是经常来转转，一个是经常跟着他走，只有杨嗣昌死追，可是没追上。

    这首诗告诉我们，杨嗣昌很孤独。

    所有的人，都在应付差事，出工不出力，在黑暗中坚持前行的人，只有他而已。

    在史书上，杨嗣昌是很嚣张的，闹腾这么多年，骂他的口水，如滔滔江水，延绵不绝，然而无论怎么弹劾，就是不倒。就算他明明干错了事，却依然支持他，哪怕打了败仗，别人都受处分，他还能升官。

    当年我曾很不理解，现在我很理解。

    他只是信任这个人，彻底地相信他，相信他能力挽狂澜，即使事实告诉他，这或许只能是个梦想。

    毕竟在这个冷酷的世界上，能够彻底地相信一个人，是幸运的。

    崇祯并没有看错人，杨嗣昌终将回报他的信任，用他的忠诚、努力，和生命。

    崇祯十三年（1640）十二月，跟着张献忠转圈的杨嗣昌得到了一个令他惊讶的消息：张献忠失踪。

    对张献忠的失踪，杨嗣昌非常关心，多方查找，其实如张头领永远失踪，那也倒好，但考虑到他突遭意外（比如被外星人绑走）的几率不大，为防止他在某地突然出现，必须尽快找到这人，妥善处理。

    张献忠去向哪里，杨嗣昌是没有把握，四川、河南、陕西、湖广，反正中国大，能藏人的地方多，钻到山沟里就没影，鬼才知道。

    但张献忠不会去哪里，他还有把握，比如京城、比如襄阳。

    京城就不必说了，路远坑深，要找死，也不会这么个死法。而襄阳，是杨嗣昌的大本营，重兵集结，无论如何，绝不可能。

    下次再有人跟你说，某某事情绝无可能，建议你给他两下，把他打醒。

    张献忠正在去襄阳的路上。

    对张献忠而言，去襄阳是比较靠谱的，首先，杨嗣昌总跟着他跑，兵力比较空虚，其次，他的老婆孩子都关在襄阳，更重要的是，在襄阳，有一个人，可以置杨嗣昌于死地。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创造了跑路的新纪录，据说一晚上跑了三百多里，先锋部队就到了，但人数不多——十二个。

    虽然襄阳的兵力很少，但十二个人估计还是打不下来的，张献忠虽然没文凭，但有常识，这种事情他是不会做的。

    所以这十二个人的身份，并不是他的部下，而是杨嗣昌的传令兵。

    他们穿着官军的衣服，趁夜混入了城，以后的故事，跟特洛伊木马计差不多，趁着夜半无人，出来放火（打是打不过的），城里就此一片浆糊，闹腾到天明，张献忠到了。

    他攻下了襄阳，找到了自己的老婆孩子，就开始找那个能让杨嗣昌死的人。

    找半天，找到了，这个人叫朱翊铭。

    朱翊铭，襄王，万历皇帝的名字，是朱翊钧。光看名字就知道，他跟万历兄是同辈的，换句话说，他算是崇祯皇帝的爷爷。

    但这位仁兄实在没有骨气，明明是皇帝的爷爷，见到了张献忠，竟然大喊：千岁爷爷饶命。

    很诡异的是，张献忠同志非常和气，他礼貌地把襄王同志扶起来，让他坐好。

    襄王很惊慌，他说，我的财宝都在这里，任你搬用，别客气。

    张献忠笑了，他说，你有办法让我不搬吗？

    襄王想想也是，于是他又说，那你想要什么？

    张献忠又笑了：我要向你借一样东西。

    什么东西？

    脑袋。

    在杀死襄王的时候，张献忠说：如果没有你的脑袋，杨嗣昌是死不了的。

    此时的杨嗣昌，刚得知张献忠进入湖广，正心急火燎地往回赶，赶到半路，消息出来，出事了，襄阳被攻陷，襄王被杀。

    此后的事情，按很多史料的说法，杨嗣昌非常惶恐，觉得崇祯不会饶他，害怕被追究领导责任，畏罪自杀。

    我个人认为，这种说法很无聊。

    如果是畏罪，按照杨嗣昌同志这些年的工作状况，败仗次数，阵亡人数，估计砍几个来回，都够了，他无需畏惧，只需要歉疚。

    真实的状况是，很久以前，杨嗣昌就身患重病，据说连路都走不了，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按照今天的标准，估计早就住进高干病房吊瓶了。

    然而他依然坚持，不能行走，就骑马，吃不下，就少吃或不吃，矢志不移地追击张献忠。我重复一遍，这并非畏惧，而是责任。

    许多年来，无论时局如何动荡，无论事态如何发展，无论旁人如何谩骂，弹劾，始终支持，保护，相信，相信我能挽回一切。

    山崩地裂，不可动摇，人言可畏，不能移志，此即知己。

    士为知己者死。

    所以当他得知襄王被杀时，他非常愧疚，愧疚于自己没有能够尽到责任，没有能够报答一个知己的信任。

    一个身患重病的人，是经不起歉疚的，所以几天之后，他就死了，病重而亡。

    他终究没能完成自己的承诺。

    他做得或许不够好，却已足够多。

    对于杨嗣昌的死，大致有两种态度，一种是当时的，一种是后来的，这两种态度，都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活该。

    当时的人认为，这样的一个人长期被皇帝信任，实在很不爽，应该死。

    后来的人认为，他是刽子手，罪大恶极，应该死。

    无论是当时的，还是后来的，我都不管，我只知道，我所看到的。

    我所看到的，是一个人，在绝境之中，真诚，无条件信任另一个人，而那个人终究没有辜负他的信任。</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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