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东林党的实力（1）

    在很多的史书中，万历中后期的历史基本上是这个样子：皇帝老休息，朝政无人管，大臣无事干。

    前两头或许是正确的，但第三条是绝对不正确的。

    隐藏在平静外表下的，是无比激烈的斗争。而斗争的主角，是东林党。

    在许多人的印象中，东林是道德与正义的象征，一群胸怀理想的知识分子，为了同一个目标，走到一起来了。他们怀揣着抱负参与政治，并曾一度掌控政权，却因为被邪恶的势力坑害，最终失败。

    我认为，这是一个比较客观的说法。但是，很多人都忽略了一个问题，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一群只会读书的书呆子、知识分子，是如何掌控政权的呢？

    正义和道德是值得景仰的，值得膜拜的，值得三拜九叩的，但是，正义和道德不能当饭吃，不能当衣服穿，更不可能掌控政权。

    因为掌控政权的唯一方式，就是斗争。

    道德文章固然有趣，却是无法解决问题的。

    最先认识到这一点的人，应该是顾宪成。

    在万历二十一年（1593）的那次京察中，吏部尚书孙鑨——撤职了，考功司郎中星——回家了，首辅王锡爵——辞职了，而这事幕后的始作俑者，从五品的小官，考功司员外郎顾宪成——升官了（吏部文选司郎中）。

    升官了还不说，连他的上级，继任吏部尚书陈有年，也都是他老人家安排的，甚至后来回无锡当老百姓，他依然对朝廷动向了如指掌。李三才偷看信件，王锡爵打道回府，朝廷的历任首辅，在他眼中不是木偶，就是婴儿。

    这是一团迷雾，迷雾中的一切，似乎和他有关系，又似乎没有关系。

    拨开这团迷雾之后，我看到了一样东西——实力。

    顾宪成的实力，来自于他的官职。

    在吏部中，最大的是尚书（部长）、其次是侍郎（副部长），再往下就是四个司的郎中（司长），分别是文选司、验封司、稽勋司、考功司。

    但是，这四个司的地位是不同的，而其中最厉害的，是文选司和考功司，文选司负责人事任免，考功负责官员考核，这两个司的官员向来无人敢惹，升官还是免职，发达还是破产，那就是一句话的事。

    相对而言，验封司、稽勋司就一般了，一般到不用再介绍。

    有鉴于此，明代的吏部尚书和侍郎，大都由文选司和考功司的郎中接任。

    而顾宪成先生的升迁顺序是：吏部考功司主事——考功司员外郎（副职）——文选司郎中。

    这就意味着，那几年中，大明的所有官员（除少数高官），无论是升迁，还是考核，都要从顾宪成手底下过，即使不过，也要打个招呼，就不打招呼，也得混个脸熟。

    此外，我们有理由相信，顾宪成大人也是比较会来事的，因为一个不开窍的书呆子，是混不了多久的。

    现在你应该明白了。

    在这个世界上，实力和道德，经常是两码事。

    东林之中，类似者还有很多，比如李三才。

    李三才先生的职务，之前已经说过，是都察院佥都御史，巡抚凤阳，兼漕运总督。

    都察院佥都御史多了去了，凤阳是个穷地方，不巡也罢，真正关键的职务，是最后那个。

    自古以来，漕运就是经济运转的主要途径，基本算是坐地收钱，肥得没边，普天之下，唯一可以与之相比的，只有盐政。

    坐在这个位置上，要想不捞外快，一靠监督，二靠自觉。

    很可惜，李三才不自觉，从种种史料分析，他很有钱，有钱得没个谱，请客吃饭，都是大手笔。

    至于监督，那就更不用说了，这位李先生本人就是都察院的御史，自己去检举自己，估计他还没这个觉悟。

    作为东林党的重量级人物，李三才在这方面的名声，那真是相当的大，大到几十年后，著名学者夏允彝到凤阳寻访，还能听到相关事迹，最后还叹息一声，给了个结论——负才而守不洁。

    列举以上两人，只是为了说明一点：

    东林，是书院，但不仅仅是书院，是道德，但不仅仅是道德。它是一个有实力，有能力，有影响力、有斗争意识的政治组织。

    事实上，它的能量远远超出你的想象。

    明白了这一点，你就会发现，那段看似平淡无奇的历史，每一分、每一秒，都是你死我活的争斗。

    争斗的方式，是京察。

    万历二十一年（1593），顾宪成失望地回家了，他虽费劲气力，却终究未能解决对手，京察失败。

    但这一切，仅仅是个开始。

    十二年后（万历三十三年），京察开始，主持者杨时乔，他的公开身份，是吏部左侍郎，他的另一个公开身份，是东林党。

    当时的首辅，是浙党首领沈一贯，对于这位东林党下属，自然很不待见，于是，他决定换人。

    沈一贯是朝廷首辅，杨时乔只是吏部二把手，然而意外发生了，虽然沈大人上窜小跳，连皇帝的工作都做了，却依然毫无用处。杨侍郎该怎么来，还怎么来，几板斧抡下来，浙党、齐党、楚党、宣党……反正非东林党的，统统下课，沈一贯拼了老命，才算保住几个亲信。

    那么现在，请你再看一遍之前列举过的几条史料，玄机就在其中：

    万历三十三年（1605），京察，沈一贯亲信以及三党干将被逐。

    万历三十五年（1607），沈一贯退休回家。

    同年，王锡爵的密信被李三才揭发，复出无望。

    一年后，东林派叶向高成为首辅，开始执掌朝廷大权。

    是的，这一切的一切，不是偶然。

    而最终要获得的，正是权力。

    权力已经在握，但还需要更进一步。

    万历三十九年（1611），辛亥京察，主持人吏部尚书孙丕杨，东林党。

    此时的首辅已经是叶向高了，东林党人遍布朝廷，对于那些非我族群而言，清理回家之类的待遇估计是免不了了。

    然而一个人的掺和，彻底改变了这一切。这个人就是李三才。

    此时的李三才已经升到了户部尚书，作为东林党的干将，他将进入内阁，更进一步。

    算盘大致如此，可打起来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听说李三才要入阁，朝廷顿时一片鸡飞狗跳，闹翻了天，主要原因在于李先生的底子不算干净，许多人对他有意见。

    而更重要的是，这人实在太猛，太有能力。东林党已经如此强大，如果再让他入阁，三党的人估计就只能集体歇业了。

    于是，一场空前猛烈的反击开始。

    明代的京察，按照地域，分为南察和北察，北察由尚书孙丕杨负责，而南察的主管者，是吏部侍郎史继楷，三党成员，他选定的考察对象都是同一个类型——支持李三才的人。

    很快，浙、楚、齐三党轮番上阵，对李三才发起了最后的攻击，他们的动机十分明确，明确到《明神宗实录》都写了出来——“攻淮（李三才）则东林必救，可布一网打尽之局”。

    在集中火力打击之下，李三才没能顶住，回家养老去了。

    但就整体而言，此时的东林党依然占据着优势，叶向高执政，东林党掌权，非常强大，强大得似乎不可动摇。

    然而就在此时，强大的东林党，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一直以来，东林党的指导思想，是我很道德。强大之后，就变成了你不道德，工作方针，原先是党同伐异，强大之后，就变成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总而言之，不是我的同党，就是我的敌人。

    这种只搞单边主义的混账做法，最终导致了一个混账的结果：

    在东林党人的不懈努力下，齐、浙、楚三党终于抛弃了之前的成见，团结一致跟东林党死磕了。

    他们的折腾，得到了立竿见影的回报：

    万历四十二年（1614），叶向高退休回家。

    万历四十五年（1617），京察开始，主持京察的，分别是吏部尚书郑继之、刑部尚书李志。

    郑继之是楚党，李志是浙党。

    有冤报冤，有仇报仇的时候到了，但凡是东林党，或者与东林党有关的人，二话不说，收包袱走人。这其中，还包括那位揭发了梃击案真相的王之寀。

    萨尔浒之战前，朝廷斗争情况大致如此，这场斗争的知名度相当小，但在历史上的地位相当重要。对明朝而言，其重要程度，基本等于努尔哈赤＋皇太极＋李自成＋张献忠。

    因为这是一场延续了几十年的斗争，是一场决定明朝命运的斗争。

    因为在不久之后，东林党将通过一个人的帮助，彻底击败浙、齐、楚三党。

    然后，土崩瓦解的三党将在另一个人的指挥下，实现真正的融合，继续这场斗争，而那时，他们将有一个共同的名字——阉党。

    万历四十五年的京察，标志着东林党的没落，所谓东林党三大巨头，顾宪成已经死了，邹元标到处逛，星家里蹲。

    两大干将也全部消停，叶向高提早退休，李三才回家养老。

    此时的首辅，是浙党的方从哲，此时的朝廷，是三党的天下。对东林党而言，前途似乎一片黑暗。

    但新生的机会终会到来，因为一个人的死去。

    万历四十八年（1620）七月二十一日，万历不行了。

    高拱、张居正、申时行、李成梁、东林党、朝鲜、倭寇、三大征、萨尔浒、资本主义萌芽、不上朝、太子、贵妃、国本、打闷棍。

    我只能说，他这辈子应该比较忙。

    关于这位兄弟的评论，我想了很久，很久，却是很久，很久，也想不出来。

    你说他没干过好事吧，之前二十多年，似乎干得也不错，你说他软弱吧，他还搞了三大征，把日本鬼子赶回了老家，你说他不理朝政吧，这几十年来哪件大事他不知道？

    一个被张居正压迫过的人，一个勤于政务的人，一个被儿子问题纠缠了几十年的人，一个许多年不见大臣、不上班的人，一个终生未出京城，生于深宫、死于深宫的人。

    一个复杂得不能再复杂的人，一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人。

    于是，我最终懂得了这个人。

    一个热血沸腾的青年，一个励精图治的君主，一个理想主义者，在经历残酷的斗争，无休止的吵闹，无数无效的抗争，无数无奈的妥协后，最终理解了这个世界，理解了现实的真正意义，并最终成为了这个世界的牺牲品。

    大致如此吧。

    明神宗朱翊钧，万历四十八年逝世，年五十八。

    在这个残酷的世界面前，他还不够勇敢。

    明光宗朱常洛

    虽然几十年来，万历都不喜欢自己的长子朱常洛，但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终于做出了抉择，将皇位传给了这个久经考验的儿子。

    担惊受怕几十年的朱常洛终于熬出头了，万历四十八年（1620）八月一日，朱常洛正式登基，即后世所称之明光宗，定年号为泰昌。

    由于此时还是万历年间，按照惯例，要等老爹这一年过完，明年才能另起炉灶，用自己的年号。

    可几乎所有的人都没有想到，这个年号，竟然没能用上。

    因为朱常洛活了三十八年，明光宗却只能活一个月。

    一个撑了三十八年，经历无数风雨险阻到达目标的人，却在一个月中意外死亡，是很不幸的。

    导致死亡与不幸的罪魁祸首，是郑贵妃。

    红丸

    应该说，朱常洛是个好孩子，至少比较厚道。

    几十年来，他一直夹着尾巴做人，亲眼目睹了父亲的冷漠、朝廷的冷清，感受到了国家的凋敝，时局的危险。

    他不愿意再忍受下去，于是，当政后的第一天，他用几道谕令显示了自己的决心。

    大致说来，他是把他爹没办的事给办了，包括兑现白条——给辽东前线的士兵发工资，废除各地矿税，以及补充空缺的官员。

    这几件事情，办得很好，也很及时，特别是最后一条，把诸多被万历同志赶下岗的仁兄们拉了回来，实在是大快官心，于是一时之间，光宗的人望到达了顶点，朝廷内外无不感恩戴德，兴高采烈。

    但有一个人不高兴，非但不高兴，而且很害怕。

    万历死后，郑贵妃终于明白，自己是多么的虚弱，今日之城内，已是敌人之天下。所谓贵妃，其实也不贵，如果明光宗要对付她，贱卖的可能性是相当的大。

    很快，一件事情就证明了她的判断。

    考虑到万历死后不好办，之前郑贵妃软磨硬泡，让万历下了道遗嘱，讲明，一旦自己死后，郑贵妃必须进封皇后。

    如此一来，等万历死后，她就成了太后，无论如何，铁饭碗是到手了。

    明光宗看上去倒也老实，丝毫不赖帐，当即表示，如果父皇如此批示，那就照办吧。

    但他同时表示，这是礼部的事，我批下去，让他们办吧。

    按说皇帝批下来就没问题了，可是礼部侍郎孙如游不知怎么回事，非但不办，还写了个奏疏，从理论、辈分、名分上论证了这件事，最后得出结论——不行。

    光宗同志似乎也不生气，还把孙侍郎的奏疏压了下来，但封皇后这事再也没提。

    郑贵妃明白了，这就是个托。

    很明显，这位看上去很老实的人，实际上不怎么老实。既然如此，必须提前采取行动。

    经过深思熟虑，她想出了一个计划，而这个计划的第一步，是一件礼物。

    十天之后，她将这件礼物送给了朱常洛，朱常洛很高兴地收下了。

    光宗皇帝的性命，就丢在了这份礼物上。

    这份礼物，是八个美女。

    对于常年在宫里坐牢，哪都不能去，啥也没有的朱常洛而言，这是一份丰厚的礼物，辛辛苦苦、畏畏缩缩了几十年，终于可以放纵一下了。

    古语有云：一口吃不成胖子，但朱常洛应该算是不同凡响，他几天就变成了瘦子，在史料上，含蓄的文言文是这样描述的：

    “是夜，连幸数人，圣容顿减。”

    白天日理万机，晚上还要辛勤工作，身体吃不消，实在是件十分自然的事情。于是不久之后，朱常洛就病倒了。

    这一天是万历四十八年（1620）八月十日。

    计划的第二步即将开始，四天之后。

    万历四十八年（1620）八月十四日。

    皇帝的身体依然很差，身体差就该看医生，崔文升就此出了场。

    崔文升，时任司礼监秉笔太监。前面曾经讲过，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职务，仅次于司礼监掌印太监。

    可是这人来，并不是要给皇帝写遗嘱，而是看病，因为这位崔兄多才多能，除了能写外，还管着御药房，搞第二产业。

    后来的事情告诉我们，第二产业是不能随便乱搞的。

    诊断之后，崔大夫胸有成竹，给病人开了一副药，并且乐观地表示，药到病除。

    他开的这幅药，叫泻药。

    一个夜晚辛勤工作，累垮了身体的人，怎么能服泻药呢？

    所以后来很多史书都十分肯定地得出了结论：这是个“蒙古大夫”。</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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