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中国的政府（4）

    皇帝还有另一项神圣的职责。这项神圣的职责增添了人们对皇帝的敬畏，加重了他身上的神化色彩，也导致了他被重重宫殿所隔离。他是天子，是上天来的大牧师。只有他才能代表天下百姓，在神秘的天坛祭祀、奉献供品。在履行这一职责时，他是不可替代的，不能有任何助手。皇帝孤零零地站在天地之间，站在上天与百姓之间。对百姓来说，他是至高无上的当权者，是幸福与痛苦的源泉，是公正完美的法官，扬善抑恶；对上天来说，他是自己的儿子与仆人，是天地与人间的沟通渠道。在中国人的眼中，皇帝就是他们的上天，他们的祖宗。

    如此描述使得皇帝的权力看起来是绝对的，毫无限制的。在事实上，皇帝的权力并不比中国家庭中的家长大多少。两者在性质和范围方面非常接近。皇帝就是他的臣民的家长。他在组成国家的、被称为“中央帝国”的广袤区域上行使权力，并不比在荒凉贫瘠地区的家长行使的权力大多少。有时候，皇帝还必须将一部分权力授予官吏。不同程度的权力被授予不同等级和范围的官吏。这些官员就在自己管辖的区域内成为当地人的父母。家长制是极其重要的法律，是整套制度的基础理论；因此只有掌握它才能去解释权力在人民中间产生的永久性的影响。

    这些官员被授予了很大程度的自由决断的权力。因此在相当程度上，像村庄这样的每个地区是自治的。地方官员决定具体的政策选择和执行，对政务和政策结果负实际责任。他们必须在辖区内维护秩序，主持正义，至少不能让百姓的不满到达京城；他们必须向中央政府传递征收的税收或者百姓要求减免赋税的要求。其他的帝国政令则由这些官员有选择地执行。天高皇帝远，地方官员的执行是有目的有轻重的。

    官员的自由行事导致两方面的结果。如前所述，它允许地方政府享有相当程度的自由，照顾当地人民的意志；同时也导致了各种各样的滥用职权和渎职现象。两个结果都造们将指责的矛盾对准当地官员而不会指责中央政府与皇帝。中国政府在运作上是松散的，而不是相反。当中国人的不满累积到一定程度之时，他们就会寻找宣泄。他们往往不是抱怨政府的干预，也不是抱怨政府对他们管理得太多太死，而是抱怨政府对他们不闻不问。拥有绝对权威的帝王很少真正实践手中的权力，他们很少成为真正的领衔角色，显得无足轻重。

    从整体上说，中国的法律是温和、人道的，远远比亚洲的其他国家法律高明得多。乔治·斯坦顿爵士曾经翻译过中国法律。他的评论是：“当我们从语无伦次的波斯琐罗亚斯德教、火祆教圣书和印度史诗中走出来，考察中国正规、精密的法律时，就好像走出黑暗奔向光明，从愚昧进化到科学。尽管这部法律冗长、烦琐，我们很少发现有欧洲国家的法律像它那样丰富、连贯、严谨，很少发现有欧洲国家的法律走出了错综复杂、顽固偏狭和主观臆断。”

    有各种各样其他的原因导致中国人满足于自己的统治者和生活中的法律。中国有很多预防、制止渎职的措施。通向北京的申诉道路是完全敞开的。至少在理论上，去首都申诉不需要任何金钱成本理论上，各地政府不能阻止上访申诉的百姓。沿途地方政府还要为这些告状者提供饮食、住宿的便利。在实践中，这一点执行得非常不好，常常异化为皇帝大开告密之门的工具——译者。。虽然帝国政府很少干涉地方政府的权威，但是中央拥有完备彻底的侦察刺探的部门，监督所有政府部门和官员。首都有一个专门部门负责监察管理每一位帝国官员。</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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