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高乐:伟大的“幸存者”（9）

    6年之后，德队进攻法国的事实证明戴高乐的建议是正确的。但是，当时法国最高统帅部贝当、魏刚等高级将领年事已高，思想比较保守僵化，身边又没有干练的辅佐之材，并没有采纳戴高乐的建议。20多年前，贝当是一个拥有独立的性格，比较能接受新思想，并敢于提出新建议的人，然而1934年的贝当已经78岁了，尽管身体还很健康，但他的思想已经僵化，注意力很难集中，接受新思想的能力也减弱了。

    当年的贝当是戴高乐心目中的英雄，而此时，他已经成了法兰西民族不可饶恕的千古罪人。贝当在担任陆军部长期间，在提高法军抗击德军的能力方面毫无作为，而此时德国却正在努力实现现代化并准备大举进攻法国。本来贝当确实想让戴高乐充任自己的幕僚，但由于身边人的阻拦，而改变了主意。戴高乐无权无势，只能不停游说。

    1934年6月，戴高乐结识了两位政治家，一个叫加斯东?帕莱夫斯基，一个叫保罗?雷诺。帕莱夫斯基后来成了忠实地戴高乐派元老，而雷诺成了坚定为戴高乐主张辩护的一位议员。就在戴高乐认识雷诺的时候，国民议会正就防务问题进行辩论，虽然爱德华?达拉第政府已经在骚乱中倒台，但达拉第本人依然左右了这次辩论。达拉第看起来是一个强有力的人物，并对担任陆军部长一职很有兴趣，但他却把精力放在执行一项软弱的绥靖政策上，主张防御性战略，鼓吹构筑要塞工事，即马奇诺防线。

    雷诺作为一名国会议员，并没有附和达拉第，而是站在了戴高乐一边，这无疑增加了戴高乐说服议会的筹码。但直到一年后，雷诺才找到机会为戴高乐的观点进行辩护。雷诺虽然振臂高呼，但响应者寥寥无几。当时法国政界、军界一些领导人目光短浅，害怕战争，他们对德国法西斯分子一味迁就，妄图将祸水东引。他们错误地认为退让可以求和，妥协就可以避免战争，可实际情况正好相反，欧洲正迅速地走向战争。

    在战后法国的军队组织中，最高军事机构是军事委员会，由陆军部长担任主席。军队没有总司令，指挥权由兼任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的总监和总参谋长共同担任。军事委员会本身包括全体元帅，都是在大战期间指挥过一个军或者一个集团军的将军。魏刚将军认为这样的选择方法保证了军事委员会的称职，实际上这种领导班子的组成助长了军事委员会的思想僵化。

    一战中，法界的显赫人物是霞飞、福煦和贝当，他们都是法国元帅。一战后，霞飞曾在短时间担任过设防区研究委员会主席，不过在1922年便辞职了。福煦担任协约事委员会主席，负责实施《凡尔赛和约》的军事条款。他虽然出席军事委员会的会议，但在审议问题的时候没有特别权力。福煦和霞飞都已年逾古稀，他们对法事组织和政策的影响力越来越小，贝当却因比他们二人小两岁而精力充沛。在整个20年代，贝当一直任总监兼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他陈旧的军事理论和僵化的思想体系给法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唯一值得这些老将们夸耀的是，他们用巨额军事投资修建了一条马奇诺防线。这条防线耗资25亿法郎，但最后却没有真正地起到军事屏障的作用。几十亿资金用来建造一个实际作用不大的防线，而不是用来发展空军，让戴高乐匪夷所思，也气愤异常。</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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