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 从隐瞒到同步：关于地震的真相播报（4）

    1990年，通海县另一个曾严重受损的村庄，秀山镇六一村，在一些老年人的倡导下，立下了又一块地震纪事碑。在此次地震波及的临近几个县，据说也有类似的碑文存在。

    2000年1月5日，通海大地震30周年的时候，由通海县政府策划了一次纪念活动，并邀请了许多媒体记者参加，许多人在这一年才开始读到通海作家杨家荣撰写的《通海大地震30年祭》，第一次了解到这场大地震的信息。与唐山大地震相比，这才是真正的迟到的新闻。

    sars，公众的等待与焦灼

    2003年的春天，中科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所长杨焕明一直在通过他的各种“关系”，寻找一种病毒的样本，这种来势凶猛的病毒当时已经被官方宣布在广东地区得到控制，但实际上它已经逃出了广东，并在中国各地传播开来。经过足足两个月的循环，杨焕明终于得到了一个样本，用他的话来说就像“偷”来的一样。有了样本之后，他和他的同事们用了36小时，就拿出了4株冠状病毒的基因序列图。

    “为了公众利益的保密”，这个理由足以让一个部长毫无心理障碍地说谎，哪怕它阻隔了公众与他们所希望了解的真相，并造成严重的社会恐慌。在长达半年的时间里，它极大地浪费了中国的公共资源，耽误了隔离和诊治疫情的时间。在sars之后，《财经》杂志作了一个专题，叫做《sars必须改变中国》，包括周瑞金、吴敬琏、王元化等著名专家纷纷撰文，强调信息公开与服务型政府的重要性。也正是这一场疫情，彻底让公众与政府了解到，透明的信息对于社会的稳定和有效管理是多么的重要。

    2003年6月9日，中国第一部关于政府信息公开的条垒案结束了在中央各部委征求意见的程序，进入修改阶段。这个条例于2002年12月27日完成起草工作，而那时候，也正是中国人开始进入对“sars”的疑惑和恐慌的时候。2005年9月22日，国家保密局宣布，因自然灾害原因导致的死亡人驶再作为国家秘密的事项，同时民政部宣布，《民政工作中国家秘密及其密级具体范围的规定》相关规定废止，这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扫除了一个巨大的障碍。2007年4月5日，《条例》正式出台，并从2008年5月1日正式实施。

    与以往相比，汶川地震无论政府的救灾速度、公民的参与热情，还是信息的披露速度，都表现出了全新的姿态。地处灾区的四川、重庆等地的电视台，暂停了娱乐节目，几乎全天候播报地震信息，政府也极大地公开了灾害相关信息，为公众了解和参与抗震救灾提供了足够的渠道。无数的中国人，为他们在一场国家灾难中不再充当看客，而是能够直接参与抗震救灾而感到欣慰，年长者为年轻一代的成熟表现而欣慰，民众为政府的快速反应而感到欣慰，而政府也许也为民众的这种热情而欣慰。

    汶川地震，距离《信息公开条例》正式实施只有12天。在这12天里，全国各地已经陆续有公民利用这一新的条例进行维权，要求政府依法进行信息披露的案例，这其中包括包头空难赔偿案与阜阳ev71病毒(手口足病)等事迹而各地政府的准备与表现，可以用《条例》的起草人、人学教授莫于川教授的话来总结：参差不齐。也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在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下的汶川抗震救灾，也许能给各级政府做出一个示范，并通过其正面效应，为这一对中国政府施政方式影响巨大的法规的推广实施，起到强心剂的作用。

    ■李梓</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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