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 卡拉ok风行北京城（3）

    他所熟悉的在京城歌厅演奏的乐手中间，有的用这项收入添置了自己喜爱的上等乐器，有的则用其改善家庭的生活状况。京城歌厅与乐队的分配方式大体有固定和门票及饮料分成两种。歌厅的经理们说，每天支付乐队的费用在200元左右。

    有人计算过，在这里演唱的歌手，每月的收入大概可以买两套质量颇佳的服装，某种程度上他们比乐手要辛苦得多。一些人为了多得到点报酬，每晚要在两个歌厅唱歌。圈子内的人称这叫“跑场”。歌厅的经理们雇不起那些已经唱红的明星歌手，因为在演出兴旺期，那些被称之为“大腕”的歌手们每场的酬金要五六百元。而眼下歌厅的经理仅能付二三十元的演唱费，他们只能与“新秀”们打交道。

    最近得到的一个消息说，由于演出、走穴的不景气，使得原来也有些名气的“小腕”们开始降价寻求在歌厅演唱。这些歌手毕竟出自专业名门，久不演唱担心“天赋”的退化。对于那些没有进入科班的“新秀”们，他们没有这样的顾虑，来歌厅演唱是寻求开心、兴奋、刺激、解脱，他们不去研究音色的理论性，而是在体会一种感觉。

    中国音乐学院通俗班一位21岁的女学生，在即将毕业时决定找一家歌厅做为实习的场地，她也在寻求一种感觉，一种同大舞台不同的感觉。这是她平生第一次进歌厅唱歌，设在护国寺人民剧场内的“温馨酒吧”的听众，说她的歌声像邓丽君，而她自己则认为谁也不像，她的歌就像她自己。这位小姐对笔者说，中国的通俗歌曲离不开民族化，她希望在这方面能有所提高。她同时抱怨说，歌手们每天都在捡海外的歌来唱，我们自己人写的词曲太少了。

    尽管歌手们有这样的抱怨，但京城的夜生活的消费者们仍然为歌厅众多来自港台海外的“情”歌以及“火”歌叫好。在这一片的叫好声中京城内原本为驶多的严肃音乐茶座更日渐冷清。北京音乐厅一楼的音乐酒吧，有着一流的钢琴演奏员，但即使在周末，也是门庭冷落。有钱的“大款”们嫌这里不够“火”，而喜欢舒伯特的人们又囊中羞涩。虽然这里进门不收票，虽然酒吧内布满音乐家的肖像，他们仍觉得喝这里六七元一听的饮料欣赏音乐太奢侈。具有录音师职称、曾经是中央乐团团委书记的这家酒吧经理董志刚，有着一整套的打算，他设计着要将大提琴、古筝、吉它、钢琴每周不重样地安排于晚间演奏，可听众呢？经济效益呢？做为承包这一酒吧的董志刚感到了困惑。

    谁也怪不着谁。社会的经济形态，决定了社会的文化形态和文化现象。高收入的人们在发展着这里的歌厅，也在依他们的爱好塑造着歌厅。那么歌厅呢，它有反作用吗？

    四季卡拉ok歌舞厅的经理朱彤认为，这种场所更多地应是娱乐，不能过分地强调其教育性，我们希望和努力去做的是通过歌厅典雅的环境和上乘的服务来潜移默化地影响和提高人们言谈举止的水平。

    不是吗？在新风ok厅里，你就觉得应该衣着整洁，尽管听歌者的内心世界是不会相同的，但这里环境气氛所使你感应出的行为规范却是共同的，新风的经理们也确信，这是歌厅生命之所在。

    京城的歌厅不都尽善尽美，听歌者也不都尽人意。令经理们最为忧虑和最为棘手的往往是歌厅的治安秩序。虽然多数歌厅雇有保安人员，也尽管歌厅内不卖烈性饮料，但酒后进歌厅闹事者、争风吃醋者时有出现。

    新的一年，将是京城歌厅分道扬镳的一年。各方面实力不强的一些小歌厅已出现无人问津，而大歌厅们则在加紧谋划新的花样。他们自信，在这座数百万人口的城市，每千人中有一人听歌，他们的歌厅门前就仍会车水马龙。他们誓当京城歌厅几足鼎立之一。

    小歌厅何去何从呢？有建议说，面向胡同及机关宿舍楼群中的普通人“薄利多销”，几年来经营者们都习惯于赚大钱，其实小钱未必没大赚，何况在今后相当一段时期，赚大钱的路子和挣大钱的人都不会比以往更多，已装修一新的歌厅、酒吧既搬不走又毁不掉，闲着也是闲着。

    一位歌厅的经理对笔者分析说，来歌厅的高消费者是在明显减少，但普通人文化生活的支出潜在地不断增加。

    真正面对京城几百万市民，严格地说，北京没有夜生活。如果经营者们不那么急功近利，而去接近他们的消费水平，去诱发他们的夜生活意识，一旦这支巨大的沉睡着的消费大军从夜幕中走来，就不是目前的歌厅所能招架的。

    ■黎平</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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