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 百万民工大流动（2）

    从办公室出来，穿行在拥挤不堪的候车厅。空气很闷浊，遍地都是铺盖卷和满面尘垢的民工。在大厅的入口处，有个民工竟靠着检票栏睡着了。我忽左忽右，择地而行。走离了车站很远，仍被车站的混乱和嘈杂憋得发慌。

    “东南西北中，发财到广东。”世代受穷的中国农民做梦都想换种光亮些的活法。于是，成千上万的泥瓦工、手艺人、小保姆纷纷结伴南下。

    如潮汹涌的百万民工让铁路呻吟，政府不安，整个南方手忙脚乱。舆论界一片惊呼声中抛出顶“盲流”的帽子，于是关于“盲流”如何如何的报道喧嚣一时……

    然而--

    百万民工同时走南闯北仅仅是由于“轻信”？

    他们不辞劳累，一路艰辛只是为了“掏金”？

    劝阻，疏运，动员就能使百万农民回到家乡，安居乐业？

    这是一个不可不划上的问号。

    流失

    首先有一个简单的道理需要明确：劳动力是生产力的重要组成，但仅有劳动力是无法构成生产力的。它只有与一定条件的生产资料结合，处于一种相应的生产关系之中，才能实现其价值。

    那么，百万农村劳动力从黄土地上流失，是否意味着劳动力在农村的危机状态呢？

    难题之一：人口与土地

    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像我国这样承受着如此巨大的人口压力。尤其在农村，近8亿的人口正以每年1000万的速度递增--这是一个任何力量也阻止不了的严重趋势。同时，这占世界22%的人口却由占世界耕地2%的土地供养着。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增长，而工业、交通、水利、住房及耕地沙化等，又致使耕地以每年5%的比辣剧减少，问题就更严重了。资料表明：解放40年来，农村劳力的平均播种面积由解放初期的6.2亩，减少到目前的1.4亩。这个数字居世界倒数第三。

    土地与人口的逆向发展，使农村对农业劳动力的需求受到根本上的制约，这是盲流的重要成因。

    在武昌南站一个小商亭边，我碰到一位来自河南西峡县蝴桃乡的青年农民。他当锅，下过煤矿。3年前复员，29岁了，还未成家。

    我问他去处。

    “如今种田怎么个活法呵。”他开口便嚷：“我家老父老母，再加上两个弟弟，连我一共5口人，可只分得农田3亩，每人刚刚6分。去年干旱，只收了600多公斤，公粮交去200公斤，剩下的吃都不够喽，你叫我怎么个活法呵。”

    这个年轻汉子很激动，脸涨得通红。我不知这些话在他肚里憋了多久。

    胡祥龙，35岁，来自四川广安。“噢，邓小平的家乡呵。”我打趣地说。

    “那又有啥子嘛。”他头向前一伸，右手伸出4个指头：“我家6口人，才有4亩地，一年到头，落不到几个钱。”

    “不过没关系，我有技术。”过了一会，他又像安慰我似的说：“我要去广东，油油漆。”

    告别乐观的四川人，我又走访了几位，其中除来自罕浠水的陈某家人均拥有耕地2.5亩外，其余都没有超过1.5亩。

    然而，对土地的侵吞还在继续。3月14日《中国青年报》头条发表记者述评：《盖

    房修坟建窑，三只饿虎大嚼良田》，文章最后质问：没有土地，难道我们靠空气活

    着？！这话问得有理。

    另外，还应当提及的是，1988年我国发生大面积严重自然灾害，其中两孩河南、山东、江苏、浙江等省农村受灾尤其严重。黄淮、长江中下游粮食主要产区农作物受灾面积2000多万公顷，欠收150万公顷，这给当地农民带来巨大灾难。在这次盲流大潮中，就有为驶少的灾区农民。</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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