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 廉政，共和国别无选择（10）

    昙花一现的明星们

    企业家，一个相当有吸引力的称谓，这是十年改革的产物之一，他们曾因为改革做出过贡献而受人尊敬和羡慕。然而，当成绩和鲜花扑面而来时，他们中的一些人却走向了深渊。曾获得全国纺织系统、辽宁省劳动模范、省五一劳动奖章等多种荣誉称号的熊家庆，领导的是一家拥有7000多名职工的大型国营企业，就在功成名就之时，他开始放纵自己。他把妻子安排在经营处主管棉纱、布匹的销售计划工作。夫妇二人借棉纱、布匹紧俏，价格上调之机，将大量棉纱、布匹卖给一些个体户和急需原料的企业，大肆索贿受贿。他还财迷心窍，竟在给本厂处室人员批奖金时也索要“回扣”，如不给下次他就不批奖金。

    天津自行车二厂的李祺祖曾有过一大串头衔：四次天津市特等劳动模范、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天津市总工会副主席。这位曾经为工厂做出过突出贡献的企业家没有能善始善终。他与妻子狼狈为奸，丈夫批条子，妻子索贿，先后索贿受贿，非法所得7万多元。

    这些昙花一现的明星们抛物线似的发迹史留给人们深深的困惑。

    这一切，仅仅是现象中的一部分，人们听到的、看到的、经历过的尚有很多。

    带来社会风气的急剧恶化，不正之风愈演愈烈，从党内蔓延到党外，从社会上刮到党政机关，从地方卷到军队，从见不得人的角落发展到大庭广众之中。炒买炒卖、偷税漏税、聚众赌博、卖淫嫖娼成风……

    一切都已到了不能再继续下去的地步。

    也就在这时，执政的人再一次刮起了廉政风暴。也许--

    这才是希望

    是什么原因使得这株毒苗在中国得以重新滋生？又是什么使得分子们如此有恃无恐呢？

    我们不是没有举起过“手术刀”，我们不是没有指天盟誓要杀一儆百。我们曾经处分过变质的党员干部，我们也曾将一些贪官污吏送入牢狱，我们还曾有过轰动一时的“杀鸡”表演。我们还下过无数的通知，做出无数的决定，也许下无数的诺言。我们的人大代表批评过，我们的政协委员斥责过，我们的舆论工具揭露过。

    然而，我们总是事倍功半。

    于是，人们在感叹：我们的法律还不完善，我们的制度漏洞太多；有人在抱怨：我们虽有一些法律，但却执法不严，法律被某些特殊公民视为儿戏；有人在指责：还是官官相护，还是王子犯法不能与庶民同罪；有人在思虑：我们从来是该宽的一定宽不了，该严的往往严不起来。

    有几点肯定是关键：我们过去的许多措施缺乏明确细致的条款规定，比如，没有像《刑法》那样明细的廉政立法，用以规范官员方方面面非常具体的行为，而一些泛泛的规定虽严辞有加，执行起来却易疏漏。还有，我们缺乏法律化制度化的持久普遍的认真严格行动，尽管时不时地杀个把“鸡”，抓一批要案，运动式地一阵风地狠抓一下，却总是杀一不能儆百。另外，我们有的领导者，尤其是某些高层领导者从我做起的准则往往好说不好做，要求别人易，要求自己难。更有甚者：一些领导竟有意无意地对分子包庇放纵。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这个问题过去一直搞不通，可能是因为我们党的高级干部或他的家庭陷进去的比较多。这个问题讲了好几年，为什么成效不大，原因可能在党内，在高层。</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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