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 廉政，共和国别无选择（4）

    就在此时，胡耀邦在一次讲话中也指出：“执政以后，我们一些革命意志薄弱的同志很容易被糖衣炮弹击中，下去。”“我们党内的不正之风，是个腐蚀剂，腐蚀我们党的肌体。”

    同年，《关于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出台，这个准则也为党员干部划定了一定的禁区。

    然而，这些谆谆之言和行为规范都被人们视为过眼云烟，一些令人触目惊心的现象在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也相继暴露出来。走私贩私、贪污受贿、投机诈骗、盗窃国家和集体财产等严重犯罪活动有了明显的增加，在少数地区、少数人员中还相当猖獗，这些犯罪活动往往是由国家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内的少数人员同社会上的不法分子相勾结进行的，有时还打着国家或集体的幌子，有的甚至受到某些领导干部的支持。有些领导干部利用党和人民赋予的职权，谋取私利。

    有鉴于现象的滋长，1982年4月13日，中央、国务院作出了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明确提出，决不允许降低员的思想水平和政治觉悟，更不允许员腐化变质。对那些抛弃理想，进行各种犯罪活动，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的所谓员和国家干部，都必须分别按照党纪、政纪、军纪和国法给以应得的处分。对一切有严重犯罪行为，必须依法判刑的党员干部，不管党龄长短，地位高低，都应坚决撤销他们的职务，开除他们的党籍。

    随着改革、开放措施的不断出台，也不断加紧树立正气、打击歪风，并先后惩处了一些胆大妄为者。

    王仲在当年可算是个人物，这位原广东省汕头地委政法委副主任、海丰县委前书记，贪污受贿、侵吞缉私物资价值达6000多元。他也许是改革开放以来，因经济犯罪而被绑赴刑场的地位最高者。

    1982年9月，中国召开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明确提出，争取五年内实现党风和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

    1983年2月，中央发出了加强党员教育工作的通知，要求全党特别要懂得“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

    1983年10月，十二届二中全会作出决定：用3年的时间，对执政的中国实行全面整顿，整党的任务就是：统一思想、整顿作风、加强纪律，纯洁组织。

    然而，整党的步伐是那样的艰难，一些贪得无厌的分子仍旧我行我素，“顶风而上”。

    原上海市委办公厅副主任余铁民，在整党前，就曾与外商勾结，为外商非法谋私而大开绿灯，从中收受贿赂。到了1984年夏天，余铁民又与另一个港商“接上了头”，唯港商之命是从，置国家利益于不顾，继续大量收受贿赂。几年“积攒”下来，他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利，从中收取价值3万多元的贿赂。

    同样的职务，“经营”的手段竟然也是如此的如出一辙。罕省委办公厅副主任金辉从1984年到1986年，利用手中权力，先后为一些企业和个体户甚至诈骗分子联系购买汽车、钢材、水泥等紧俏物资，自然，“奖金”、“酬谢金”也是少不了。值得玩味的是：堂堂省委办公厅副主任竟视因诈骗曾被判过刑的社会渣滓为知音，并以叔侄相称，有求必应。在这种人的身上，金钱是比任何东西更珍贵的。

    开展的端正党风的运动，也并未使一些已经变质的干部回心转意，他们全心全意关心的仍是如何使自己更舒适。</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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