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春的情感世界，无论是爱情还是亲情，与其他裙钗相比都较为特殊，这种特殊既来自她的身份，也来自她的品性。元春的情，集中体现为“宫怨”二字，除了传统意义上帝王和妃子之间的矛盾，也包含了贾府中封建家长和女儿之间的矛盾。

    元春的爱情其实存在着帝妃矛盾。贾元春婚恋故事的特殊性在于故事的男主人公是皇帝，即小说中所说的“今上”或“当今”，也就是当时的皇上。把爱情和婚姻托付于皇帝的女子，其心弦中不可避免地要弹奏“宫怨”的音符。中国封建社会中，皇帝一人可以拥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妃”，甚至更多的配偶。在“后宫佳丽三千人”中，受宠者毕竟是少数，而失意者则是多数。所以，宫怨诗便成了封建时代表现宫闱作品中的主要题材。在宫怨诗中，有抒发希望之情的，如唐代薛逢的《宫词》：“十二楼中尽晓妆，望仙楼上望君王。”表达了后宫佳丽们对君王恩情的翘首以盼；也有抒发绝望之情的，如唐代白居易的《上阳白发人》：“上阳人，上阳人，红颜暗老白发新。绿衣监使守宫门，一闭上阳多少春。……忆昔吞悲别亲族，扶入车中不教哭。皆云入内便承恩，脸似芙蓉胸似玉。未容君王得见面，已被杨妃遥侧目。妒令潜配上阳宫，一生遂向空房宿。”这是宫怨诗中较为典型的一首。需要指出的是，古代后宫的女子们常把失意的痛苦迁移到得意者身上。殊不知，即使是令“六宫粉黛无颜色”的杨贵妃，也在天宝十四载（755年）被玄宗赐死于马嵬坡。富于戏剧性的是“上阳人”进宫也在这一年，即“玄宗末年初入选”。两个时间的偶合告诉人们，杨贵妃不再得宠的时候，“上阳人”也没有削减她的失意之苦。在宫怨诗中，不乏对负心汉的抱怨，可以说是“闺怨”的一种特例，如汉代班婕妤的《怨歌行》：“新裂齐纨素，皎洁如霜雪。裁为合欢扇，团团似明月。出入君怀袖，动摇微风发。常恐秋节至，凉风夺炎热。弃捐箧笥中，恩情中道绝。”这是现存最早的宫怨诗，借团扇境遇的变化，描写了一位后宫女子对君恩的怀恋，也抒发了对此“君”恩断义绝的怨尤。

    《红楼梦》曾借贾蓉之口将汉代和唐代戏称为“脏唐臭汉”，其实汉唐以来诗文的宫怨情结在小说中还是有所继承的。元春形象的塑造，便是较为具体的例证。《红楼梦》正面写到元春的章回很有限，出现其言谈举止的只有第十七、十八回。贾家兴建大观园，元春衣锦归宁，那“烈火烹油”的繁华景象是元妃得宠的最好诠释。然而，在大观园中有“香烟缭绕，华彩缤纷”的欢庆氛围，也有重逢的哭泣和眼泪。正如班婕妤的《怨歌行》所云：“常恐秋节至，凉风夺炎热。弃捐箧笥中，恩情中道绝。”元春和汉代宫女一样，居春思秋，居热思冷，居安思危，她所点的那出《长生殿》中的《乞巧》便是突出的证明。

    早期抄本中在元妃所点的《乞巧》剧目下，双行小字批语为：“《长生殿》中伏元妃之死”（见己卯本、庚辰本等）。清代初年洪昇的传奇剧《长生殿》，选取了唐明皇和杨贵妃的爱情故事这一传统题材，在唐代白居易《长恨歌》的基础上有所创新，把现实的“长恨”化成艺术的“长生”。《乞巧》是《长生殿》第二十二出《密誓》中的一段戏，写杨玉环在七夕乞巧。妃子说：“今乃七夕之期，陈设瓜果，特向天孙乞巧。”皇上笑道：“妃子巧夺天工，何须更乞。”妃子哭诉：“妾想牛郎织女，虽则一年一见，却是地久天长。只恐陛下与妾的恩情，不能够似他长远。”皇上为妃子擦着泪说：“妃子，休要伤感。朕与你的恩情，岂是等闲可比。”妃子说：“既蒙陛下如此情浓，趁此双星之下，乞赐盟约，以坚终始。”于是帝妃二人焚香设誓，一个道：“双星在上，我李隆基与杨玉环”，一个合：“情重恩深，愿世世声声，共为夫妇，永不相离。有渝此盟，双星鉴之。”可见，七月七的夜晚，“杨娘娘到长生殿去乞巧”，其实是为了祈福，正因为她“受恩深重”，“只怕日久恩疏，不免白头之叹”，所以希望皇帝恩情长久。值得注意的是，《乞巧》这场戏只有恩情没有怨恨，只有生没有死，但长生之殿却埋伏着后来的长恨之情。抄本批语写道“伏元妃之死”，则揭示了元春后来遭遇了与杨贵妃相似的悲剧。

    元妃的封号中隐约带有不祥的信息。第十六回“贾元春才选凤藻宫”的情节中，赖大来禀报：“咱们家大小姐晋封为凤藻宫尚书，加封贤德妃。”这里“尚书”之名，让人联想到白居易的《上阳白发人》，长诗中曾写“今日宫中年最老，大家遥赐尚书号”。“大家”是宫廷中的口语，称皇帝为大家。三国、北魏时，宫中设有女尚书。《旧唐书?职官志》记载，内官有尚宫、尚仪、尚服、尚食、尚寝、尚功各二员，正五品，分掌宫中事务，相当于前代的女尚书。唐代王建的《宫词》曾写：“院中新拜内尚书”，也指的这类女官。上阳宫，在东都（洛阳）皇城西南，唐高宗上元时所建。唐代安史之乱后，上阳人所说的“玄宗”没到东都，这里说“遥赐尚书号”，指从长安遥加以女尚书的封号，是虚衔而非实职。而且结合上文，似乎“今日宫中年最老”与尚书的封号存在因果关系。所以，这个“尚书”之封，似乎隐含着因年老色衰而遭冷遇的意味。

    元春的亲情中其实隐含着家长与女儿的矛盾。《红楼梦》里虽然总说“长安”，但小说所写人物的生活背景显然不是唐代，而是作者所处的清代社会。“长安”虽然是虚构的符号，但有时也带有某些实际意义。例如，小说中几次提到“杨妃”，用来描述宝钗的丰韵，而宝钗本人并不喜欢这种比附。然而，透过表层文字，从脂砚斋的批语中，从小说的意蕴中，读者会感悟到元春其实与杨贵妃有更多的相似之处。除了从《乞巧》中透露的“宫怨”，从家庭对她的期望中也可看出。杨贵妃很荣耀，以至于“姊妹兄弟皆列土，可怜光彩生门户”。元春为了这样的荣耀，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这一点在她省亲时的情愫发人深省。对祖母和母亲，她“满眼垂泪”，“忍悲强笑”，安慰道：“当日既送我到那不得见人的去处，好容易今日回家娘儿们一会，不说说笑笑，反倒哭起来。一会子我去了，又不知多早晚才来！”在劝慰家人的同时，不禁又哽咽起来。对父亲，她隔帘含泪地说：“田舍之家，虽齑盐布帛，终能聚天伦之乐；今虽富贵已极，骨肉各方，然终无意趣！”元春向父母哭诉的话语，可谓肺腑之言。她把宫墙之中说成“不得见人的去处”，觉得富贵已极的生活若以骨肉各方为代价，还不如田舍之家的天伦之乐。

    父亲贾政的回答与其说是对元妃的劝慰，还不如说是对她的勉励，让女儿只能更加忘我地去做“贤德”的宫妃。贾政含泪启道：“臣，草莽寒门，鸠群鸦属之中，岂意得征凤鸾之瑞。……贵妃切勿以政夫妇残年为念，懑愤金怀，更祈自加珍爱。惟业业兢兢，勤慎恭肃以侍上，庶不负上体贴眷爱如此之隆恩也。”贾政的这段话，“公文”味道极强，其中有一句话不乏意趣，即“今贵人上锡天恩，下昭祖德，此皆山川日月之精奇、祖宗之远德钟于一人，幸及政夫妇。”这与宝玉的女儿论有同工之妙，与《长恨歌》中“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的诗句遥相呼应。在父亲高调的带动下，元春只好收起她的家长里短，板起面孔，也嘱咐父亲：“只以国事为重，暇时保养，切勿记念”等例行公事的话。她不能再以女儿的身份在父母面前畅所欲言了，她必须感念天恩祖德，为家族、为姊妹兄弟的荣耀而“业业兢兢”地侍奉皇上，元妃的眼泪暂时收起了。当三四个时辰过后，要“请驾回銮”的时候，她“不由的满眼又滚下泪来”。这一回的结尾写道：“贾妃虽不忍别，怎奈皇家规范，违错不得，只得忍心上舆去了。”在宗法社会，男尊女卑是普遍现象，但也有特例，那就是培养一个女子，将她送入宫中，宫墙内的苦痛只有她一人承受，但有可能带来满门生辉的“光彩”。这时，父母对女儿的养育之“恩”，会转化成女儿的“怨”。无论是得宠还是失意，元妃的恩恩怨怨中除了对君王的，还有对父母的。白居易《上阳白发人》诗前小序写的是：“愍怨旷也。”《孟子?梁惠王下》讲述的古代仁政理想是“内无怨女，外无旷夫”，“愍怨旷”正是白居易关心现实的表现。大观园的一个匾灯写着“体仁沐德”四个字，但在元妃心中却深埋着“怨”，“盛世”之内仍有“怨女”，这是《红楼梦》的思想含蓄而深刻的地方。

    省亲过程中，元春所流露的真情中有抱怨，有留恋，也有对亲人的安慰。这段描写，有较高的艺术表现力。在“一手搀贾母，一手搀王夫人，三个人满心里皆有许多话，只是俱说不出，只管呜咽对泣”下面，脂砚斋的夹批写道：“《石头记》得力擅长全是此等地方。”而庚辰本在此处还有一条眉批：“非经历过，如何写得出。”从生活来源的角度指出了《石头记》的创作基础。这两条脂批告诉读者，曹雪芹创作元春省亲的情节，既富生活真实性，又不乏艺术典型性。

    宫怨与闺怨之情萦绕着元春，让她把宫墙看成樊笼。“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美梦她一定做过，她的侍女“抱琴”的名字便带有抒情意蕴。明代才子唐寅《抱琴归去图》一诗写道：“抱琴归去碧山空，一路松声雨鬓风。神识独游天地外，低眉宁肯谒王公。”曹雪芹在小说中曾提到唐寅的春宫画，可见他对唐寅的诗也应该熟悉。还有一首《看泉听风图》的两句“如何不把瑶琴写，为是无人姓是钟”，可以与“抱琴归去”互补。红楼四春丫鬟的名字对小姐的性格与爱好构成补笔，元、迎、探、惜与琴、棋、书、画，显然构成整齐而有序的对应，这四种艺术修养既是业余爱好，又是生活主调。“琴”与之厮守的元春，应该有“抱琴归去”的潇洒，有高山流水的渴望。然而，《红楼梦》给元春的空间和时间都很有限，她所弹奏的心曲只能是“此时无声胜有声”了。</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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