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个人学术情结来看，刘心武先生提出“平民红学”与他在研究《红楼梦》过程中产生的意识、心理和情感都有十分密切的关系。

    进入九十年代，伴随当代中国文化发生的深刻转型，社会进入了一个以消费为主导的多元文化构成的文化时代。刘心武先生正是在这个文化时代的不间断的对话中，写出了他的长篇名作《风过耳》和《四牌楼》，以创作的实践昭示了昔日知识分子主体话语的终结。在他这种文化思想的烛照下，投入了《红楼梦》探佚的研究，而且一发不可收，也许是实践了他自己的人生信条：

    真正的品位是超脱于他人的眼光和褒贬，在多元的文化格局里找到自己钟情的精神空间。

    显然，刘心武先生研究“红学”是与他创作上倾向“平民文学”、“平民传记”的思维是一致的，何况作家与学者专家确实有不同的文化视野，总是带着洞悉生活，与时代对话的心态，把《红楼梦》研究的定位也贴近大众，以平等的心态、平和的方式来讲述。他同记者对话时，一而再、再而三地表达了这样一种意思：“我一直很希望能够打破机构和‘权威’的垄断，解除老百姓对红学高深莫测的观念，亲身去体会《红楼梦》，真正体现其民族瑰宝的价值。”这个方向无疑是正确的，但其具体的学术研究方法却走偏了。

    十几年来刘心武先生沿着探佚学的思维模式研究《红楼梦》，开创“秦学”，几乎不为学术界多数的专家们所认可，甚至遭到批评。这主要是因为先天不足的探佚学在学术界本身就处于的尴尬的地位，况且近年来探佚学的研究完全滑进了索隐派的泥坑，只配学人侧目而视。这种在红学界受冷遇与创作界享有盛誉的巨大落差，造成他心理的不平衡，情感上的不服气。所以他在《红楼望月》序言中明确地指出：

    我觉得红学研究目前遇到的一个大问题，就是还没有充分地“公众共享”，民间的红学票友，常被个别权威或专业人士轻视甚至蔑视，被嗤鼻为“外行”还算客气，有的竟被指斥为“红学妖孽”，试问，如果听任这样的学阀派头霸气口吻笼罩红学领域，红学研究还能有什么起色什么推进？

    而他本人对探佚学的前进无路却并不以为然，“对于我的秦学研究，我有基本自信，因为，一、另辟蹊径；二、自成体系；三、自圆其说。”他的自信越发使得他对学术界从事《红楼梦》文献、文本、文化的专家和学者视为“垄断”，感到压抑，所以才喊出：“我觉得我为民间红学拱开了一道藩篱，为研究群体出了口闷气。”

    刘心武先生可能受到某些“权威”的轻视，但也受到另外“权威”的重视。在研究和写作中一直与红学家周汝昌保持密切的学术交往，而且受到周汝昌先生的支持和奖掖。周老先生在几近双目失明、双耳失聪的境况下，不仅关注刘心武先生每一个具体的细小的探佚成果，而且还不断提笔写信、赋诗，作为他的学术后盾。仅《红楼望月》一书就选登了6则周汝昌先生的书信，也就是说他并没有远离“权威”。不仅没有远离，而且以“红楼梦讲座”的形式将周汝昌晚年学术错误倾向在更广泛的空间传播出去了。回头看刘心武先生口口声声说自己为“平民红学”“出了闷气”，又怎么理解呢？红学界有一个很不正常的风气，凡观点不同，就会影响人际关系的冷暖。即使周汝昌先生这样如此奖掖后进的老学者，也不免沾染其习，刘梦溪先生曾批评周汝昌先生说：

    他主张红学包括曹学、版本学、探佚学、脂学，研究红楼梦本身的思想和艺术不属于红学范畴，置考证派红学压倒一切的地位，这正是学术宗派的所谓“严家法”。周汝昌先生自己或许并未意识到，这样做，实际上局限了包括考证在内的红学研究的天地。

    刘心武先生同周先生交往颇多，加之他也热衷探佚学的研究，且著作频频问世。大概学术观点倾向一致之故，不自觉的与周先生的情感同出一辙，讲了一些感彩过重的话语。他在《红楼望月》序言中替周老先生抒不平之气：“我很幸运，自从事‘秦学’研究以来，一直得到周汝昌先生的指点和鼓励，民间都公认周老是红学泰斗，成就斐然，并且不断出新，周老自己却坚称自己不是‘红学界’的，这个现象也颇耐人深思。”此话差矣，翻开国内外几部红学研究史，那一部不推崇周先生是考证派集大成者，岂止是“民间”？

    郭豫适先生在1981年出版的《红楼梦研究小史续稿》（上海文艺出版社）“第九章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专章介绍周先生的红学研究成果，长达两万五千多字；韩进廉先生在1982年出版的《红学史稿》（河北人民出版社）设专节介绍“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白盾先生主编的在1997年出版的《红楼梦研究史论》（天津人民出版社）设专节介绍“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刘梦溪先生在1999年出版的《红楼梦与百年中国》（河北教育出版社）设专节介绍“考证派集大成者周汝昌”。几乎国内外对周汝昌先生的红学研究的学术成果已达成共识：考证派集大成者。

    至于周先生称自己不是“红学界”的，那只是个人意气的宣泄，中国红楼梦学会顾问名单赫然写着周汝昌；《红楼梦学刊》编委也赫然写着周汝昌，难道这还不算红学界的？以上这些都是学术宗派和私人情感的纠葛，不必多说。但可以看出：刘心武先生沿着周汝昌考证与索隐合一的道路发展，成为新索隐派的带头人。学术界对新索隐派的批评，并不是针对他们本人，而是针对这种学术观点和学术方法。试想这种学术观点和学术方法在红学界就不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必然处于尴尬的局面。然而刘心武先生并没有认识到此路不通，相反却引发了受压的情绪，以“平民红学”作为对阵，又差矣！

    综上所述，我们对刘心武现象作了概括而简要的剖析，既从宏观上，即文化现象的社会性，指出它的正面效应和负面效应，又点到了他个人的学术情结。但对一种文化现象的审视，这是远远不够的，还要从红学发展史、曹家历史本事，以及学术思维方式等各个视角去探析，才能发现在浮动的、琐碎的、狂热的现象的掩饰下，文化现象与社会趋动潜在的关联，深刻而合理地作出回答。</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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