癸亥年拜见冯友兰（1）

    癸亥年岁尾的一天，我同徐盈先生去看望冯友兰先生。推开北京大学燕南园一处院落的门扉，院中三棵挺拔的青松映入眼帘……

    走进工作室，八十八岁的冯友兰先生正埋在书山之中。四壁是书，桌上是书，椅子上也是书。老先生须发皆白，思维清晰，谈兴甚浓。

    话题从上年即1982年12月北大为他举行的从事教学工作60周年的纪念会开始。先生说：“我1923年从英国回来在中州大学教书，到去年正好60年，我一直没离开过学校这个岗位。简单点说，我主要是在两个大学—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任教，当然还有西南联大，联大也是北大、清华。1947年清华校庆，校友们返校，大家先后报告自己的年级，我说我没有在清华上过学，也不属于哪届。梁思成介绍说，冯先生是我们的‘大嫂子’。我说，我在清华是‘大嫂子’，在北大是‘大姐’。”

    徐盈先生问：“听说您得过四个博士学位？”

    冯先生说：“1923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得过一个，1947年我代表清华去参加普林斯顿大学200周年校庆时送了我一个；1952年我随文化代表团访问印度，德里大学送了一个；前不久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又送了一个。”

    我问道：“先生，您目前的健康状况怎么样？”

    “大家都很关心我的健康情况。就我这个岁数来说，现在的身体就不错了。我有两种病：心脏病、气管炎，医生说，这是老年人常有的病。去年夏天我的身上起了一个包，医生诊断是良性肿瘤，后来住了几个月的医院，使用放射线治好了。我的眼睛视力差，看人看不清，耳朵也听不清，走路很困难，所以外面的会基本都没有参加，因为别人发言，我听不清，无法插嘴。在家里上午我可以做两三小时的工作，下午和晚上就不做了。”

    “我现在主要工作是搞《中国哲学史新编》，以前有个稿子只写到唐朝。《新编》计划分七册出，前四册都有稿子，后三册只有第五册有一部分稿子，现在把已有的稿子再看一遍就可以发表了。第一册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第二册也送印刷厂了，第三册我正在看。第五册有一部分，关于张载的，《中国哲学》刊登过。我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把这七册都搞出来。”

    先生微笑起来，幽默地说：“我是1895年12月4日出生的，现在刚过了八十八岁生日。日本人很会利用汉字，他们称八十八岁为‘米’寿（米字拆开为八十八），称九十九岁为‘白’寿（百缺一为九十九），称一百零八岁为‘茶’寿（茶字上为二十，下为八十，中间是八）。我现在是米寿，要向茶寿迈进。”

    冯友兰先生正伏案题字，这是冯大师蓄须后的模样，让人联想起齐白石。（1986年作者摄，此照片当年经过当事人审定）

    “一百零八这个数字很有意思，梁山泊是一百单八将，穆桂英破天门阵也是一百零八。对于这个问题我过去在昆明写过一篇文章专门考证过。中国人爱用虚数，一百零八是虚数，是个多数。一开始中国人讲三，三是多数。‘三思而后行’是想了又想，‘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也不是三个人而是很多人。后来人们觉得三不够夸张，就讲三的倍数九，如‘九天之上’、‘九渊之下’、‘九死一生’，九也是虚数。后来人们又把九加一倍就是十八，如‘十八般武艺’、‘女大十八变’。有人考证‘十八般兵器’都是什么什么，其实那是虚数。后来又加一倍，变成三十六，如‘三十六计走为上’。后来又夸张一倍，变成七十二，如‘孙悟空七十二变’，后来又把三十六和七十二加起来就成了一百零八。”</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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